我只能把这激情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写到纸上去了,于是生活就成了纸上谈兵。
我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什么也不做,只是呆在屋子里发愣。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不知天之将黑,不知老之将至。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六岁时的样子。我在那年夏天背着书包走在去小学校的路上,一边唱“我是祖国一朵花,一呀一朵花,开在灿烂阳光下,阳光下”,一边憧憬着长大了去公共汽车上当个售票员或者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我在那个小学校里很快就声名狼藉:先是用一块红砖头砸破了一个男生的头,使其鲜血直流；后来又将爱打小报告的班长的眼睛揍青了,班长的爷爷找到学校里来给唯一的孙子讨说法,我只好躲到女厕所里一下午不敢出来,被熏得头晕；再以后是同班一个男生脱下裤子露出小鸡鸡来,我好奇地盯着看,遂被大家斥为“小流氓”；最后是我自己在拾麦穗回学校的路上活蹦乱跳地横过马路,出了车祸,被送进医院。
这一系列事件在当时毁了一个小女孩的“仕途”和“政治生命”:加入不了少先队,评不上三好学生,当不了班干部。但它们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其实更加深远,可以说它们为我的一生——根据总结和预测,该是可笑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病态的缺乏荣誉感的一生——奠定了心理基础。无论后来我在外表上变得多么文静多么矜持,内里都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六岁小女孩,做事情总是越轨并且容易做过了头。
小时候的理想终于是没有实现,而且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了,如今所有公交车都改成了无人售票车,拖拉机这种东西也基本上被淘汰了。现在我在学校教书,像贩卖耗子药一样,口若悬河地给人讲诗歌的作法、散文的作法,还有小说的作法,靠说一些我自己并不相信的话来谋生。我过着我的日子,每天为能够买到新鲜的扇贝或琵琶虾而欢呼雀跃,为烧出一盘可口的霉干菜烧鲳鱼而沾沾自喜,为一小盆芦荟的死掉而打不起精神。我觉得我是怀揣了一颗英勇的心、一颗有韵律的心、一颗炸药包般轰轰烈烈的心在过着有板有眼的庸常的日子,这样一颗心本来是应该用来投身革命或者献身爱情的,可是既生不逢时又运气不佳,我只能把这激情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写到纸上去了,于是生活就成了纸上谈兵。
这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很快。我大致看到了它的轮廓和结局。其实我这一辈子在六岁那年就已经定型了,六岁那年,我身上就已经有了概括和结论,后来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那概括和结论做更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是的,当我活到九十岁的时候,我的身体里面还会充满着那个六岁小女孩的感觉,这一生不会再进步到哪里去了。我想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写上类似的话:作为一个女人,她生得渺小死得窝囊,除了写诗什么也没干,甚至没生下一儿半女,这是失败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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