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结束了,其实刚开始

——山东大学“大部制”改革透视

2013年01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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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吉祥
　　2012年底,一场低调进行了两年多的“大部制”改革在山东大学悄然落下帷幕。
　　“高校实行大部制改革,是因为高校的管理架构和政府很相似,高校成了政府的延伸。”山东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建军说。
　　可“大部制”改革显然不是高校改革的终极目标,“校长是给教授搬椅子的”,这句话在过去多少年后,仍然振聋发聩。而在中国的高校中,重新建立起真正的学术为尊、学者治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落下的帷幕,也许只是个开始。
　　　政府机构有多少,
　高校机构就有多少
　　临近年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到学校报销出差费用,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客气,几乎是“毕恭毕敬”地为这位教授办完所有手续。“行政人员的作风改变很大。”王忠武说,有位教授因为手续不全,办起来非常麻烦,工作人员详细做了解释,自始至终态度都很好。对比以前有些校机关做事拖沓、脸难看的印象,王忠武很自然地想起了“一把椅子”的理论。
　　“一把椅子论”由山大校长徐显明提出。从2009年底,山大就开始试点旨在改变校部机关的“大部制”改革,以转变现有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2012年5月,山大推进第二批“大部制”改革,在改革动员会上,徐显明说:“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不能坐,处长也不能坐,只要老师来了,这把椅子只能是给老师坐,校长和处长要站起来,把椅子让出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对“椅子论”也有过类似阐述,他留下了日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校长是给教授搬椅子的。”
　　在山大的“大部制”改革中,重提“椅子论”,学校也有自身的考虑。1月12日,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建军对本报记者说,我国的政府和高校管理体制,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高校的管理架构和政府很相似,我们的高校是政府的延伸。”在李建军看来,现有管理体制不适应山大发展,“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必须改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在盘点了众多高校的管理机构后,直指高校已成为“一级政府”。他发现,北大的管理机构与国务院管理机构一样多,其他大学通常也有30个左右机构,普遍存在机构重叠、人员庞杂、行政干预学术的问题。
　　尽管改革思路颇有相似,但相比舆论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关注热情,高校“大部制”改革显得有点冷清。无论是浙江大学的学部制改革,还是清华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均未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山大从2009年底就试点的“大部制”改革同样低调,李建军说,改革前后历时两年多,一直“不声不响,媒体的报道都很少”,以致该校一位研究高等教育的教授,自始至终对改革都没有“很关注”。
　　“安静”有时也意味着改革者的审慎。李建军说,改革前,山大不仅借鉴了国内高校的经验,也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最终找到了可资借鉴的改革方式:大学的“扁平化”管理。
　　在“大部制”改革推进过程中,法学博士出身的徐显明鲜有激进举措,改革的每一步推进都很谨慎,“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可以印证的事实是,早在2009年底,山大就进行了首批“大部制”改革试点,撤销原科技处、社科处、学术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组建学术研究部；撤销原校友办、国内合作办等机构,组建合作发展部。不过,直到2012年5月,山大才进行第二批“大部制”改革,前后相差两年半。
　　面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顽疾,不乏有改革者施以猛药。去年,中南大学推出一系列改革计划,一时“改革激荡中南大”。在李建军看来,稳妥是山大“大部制”改革的一大思路。“我们是要探索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这需要缜密的方案。”他告诉本报记者,试点前,学校对各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做了预案,试点过程中,书记、校长大会讲小会讲,统一认识,“我们光中层班子调整补充,2012年就基本搞了一年,做人的工作必须细。”
　　徐显明在谈及改革方案时直言,这不是一个彻底的方案,“是一个符合山东大学现实的方案,不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方案。”
　处长变成项目主管,
　该怎么称呼?
　　合作发展部是山大首批试点成立的大部,部长王飞形容改革后的工作,是从以前“单兵作战”变成“协同作战”。
　　他举例说,以前做校友工作,往往涉及校友办和国内合作办两个处级单位,办事需要校领导协调,“如果两个部门分管领导不一样,协调成本更高。”改革之后,相似的问题只需通过部办公会就能解决,“减少了沟通层级,提高了效率。”
　　实行“大部制”后,机构“合并同类项”,必然带来人员的安置问题。第二批“大部制”改革,涉及学校办公室、党委统战部、人事部、本科生院、党委学生工作部、财务部、学生就业与发展服务中心及新设立的齐鲁医学部8个部门,16个正处级领导岗位和38个副处级领导岗位,全部实行竞争上岗。徐显明在动员会上提出压缩编制目标,“要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来进行压缩。”
　　由于“大部制”要撤并一些机构,这就会面临与政府推进“大部制”改革同样的问题——撤谁不撤谁都是问题。李建军也发现,不同机构之间对改革的认识“不一致”。为减少改革阻力,徐显明在动员会上承诺:改革后干部的级别身份不发生变化,待遇不发生变化。
　　在此次干部竞岗中,山大设置了56岁的年龄门槛,消化了一批年龄大的干部。在这些干部的安置上,山大也打足人情牌,去职前均安排校领导谈话,李建军承担了其中的大多数工作。
　　一位处级干部告诉本报记者,改革过程中一些干部心有顾虑。几个部门合并后,原先的干部级别虽然不变,但正职岗位只有一个,毕竟正职和副职的权力是不一样的,“正职才有签字权。”
　　山大人事部部长方辉说,到2012年底“大部制”改革结束,正副处级干部减少了20%。
　　改革过程中也有一些小插曲。一位干部从正处岗调到大部任副职后,同事对如何称呼他思考了很久。为了弱化职务概念,合作发展部对干部不论级别统称项目主管。这也引发了小麻烦,一位员工在跟政府机关打交道时,掏出名片,人家先问“项目主管是什么级别”。
　　在同样实行项目主管制的学术研究部,这一小小的称谓变化被赋予了“去行政化”的意味。“不叫处长、主任,改叫项目主管,工作针对性更强了。”部长赵显说,在一个学校里,就应该是学术立校、学术兴校,“其他因素掺杂得要少一点。”
　　这正是高校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意义所在。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曾表示,高校实行“大部制”改革,是为了“真正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
　　“不要把机关当领导,而是服务。”李建军表示,“大部制”起到了转变观念的作用,“校部机关是为教学和学生服务的。”这也是山大未来发展的原动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在校部机关,而是学院、老师。”
　“大部制”只是迈出
　高校改革第一步
　　当下,政府机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以“学者治学”、“教授治教”为目标的高校行政体制改革同样也处在攻坚阶段。
　　一位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部制”改革后,机关作风虽然有所改变,但教授有时仍面临行政权力的困扰,“比如,到了年底,各个部门发的表填不完。”
　　伴随此次“大部制”改革,山大也在加强二级学院的建设。李建军说,山大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二级学院,将管理中心向学院下移,也就是向下放权,目前正在进行相关探索。
　　李建军透露,强化二级学院依然从制度入手,计划规范学院议事规则,“院长必须在教职工大会上汇报工作,接受大家的监督。”行政和学术分离也在计划之内,“学术交给教授,学术问题通过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讨论。”
　　学术委员会是一所学校的核心机构,在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等一系列事项上,发挥学术评价和决策职能。
　　2011年4月,山大进行校学术委员会调整,校长徐显明退出山大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改变了多年来校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传统。为了推动学校行政与学术的分离,身为法学学者的徐显明此举象征意味颇浓。
　　后来,徐显明解释,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希望能给学术更大自由,推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学术问题“应由最懂得学术规律的人作出学术判断,而校长并不是最佳人选”。
　　在2012年的“大部制”改革动员会上,徐显明以电影作比喻,论述校长、院长与教授的关系,他认为三者好比是制片人、导演与演员的关系,他们间的关系是扁平化的,而不是层级制的,“大学里面的主角永远是教师。”
　　李建军说,这两年,山大每次校长办公会都会邀请教授出席,而给教授配备工作室正在逐步进行。
　　在徐显明的计划中,山大现有的40多个学院将被划分为六七个学部,形成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组成。在去年的“大部制”改革中,新设置的齐鲁医学部已在这方面迈出第一步。
　　谈及“大部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李建军说,山大希望能建立“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体制,“这个体制一旦实行,我们的高校运转就会很好了。”
　　在大学里实现真正的学术为尊、教授治教,以致山大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推进了两年多的“大部制”改革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迈得不容易,但越往前去,改革将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