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59.7分!2012年,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不及格”,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在近日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蓝皮书中,这段表述只是很不起眼的一个点,却吸引了专家和公众的注目。
蓝皮书还观察到,2012年,弱势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极端情绪,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这些由社会信任衍生出来的是非、善恶、黑白不分的“社会反向情绪”,更让人警惕。
“如果公权力能够起到中介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培养出来。”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为信任恢复开出一剂药方。
国家部委
专门请他去讲课
王俊秀是《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的主编,他和同事们一共发布过两本社会心态研究蓝皮书,第一本是在2011年,那一年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是62.9分,而这一次只有59.7分。
在得出结论后,王俊秀他们感觉忧心忡忡:中国社会信任度呈现“不信任”水平,下降跌破及格线。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王俊秀最早做社会心态课题研究是在1997年,他想关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变化。但那时的社会心态与情绪,缺少今天这样热烈的关注度。
“以前社会问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而且没有如此多的打击社会信心的极端案例。”
蓝皮书中,“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一个接一个被当作例子提到。
“清楚地认识社会情绪,对政府决策非常重要。希望政府决策部门了解目前的社会心态,面对各类社会问题。”
这几年,王俊秀明显感觉到他的研究越来越被决策部门重视。
去年,几个国家部委办学习培训班,专门请王俊秀去讲群体性怨恨,帮他们做研究,合作一些课题。中宣部和司法部几次邀请他去专门讲社会心态。
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山东省的公安局长培训班,专门请王俊秀讲了一堂社会心态问题的课。
“这两年政府部门的感受更直接,知道这个社会存在很多问题。”王俊秀说,“给很多政府机关去讲,他们能听进去,觉得有道理。”
信任也有
横向和垂直之分
在专业的社会信任研究中,王俊秀把信任分为两种,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人际信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我信不信你”,第二则是个人对制度、对政府的垂直组织信任。
如果从社会变迁角度看,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结果,并不意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靠的是市场机制而不是熟人之间的情感,从熟人社会形态到陌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
并且,由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这一切都会使人际信任不断降低。
“规则、秩序的恶化对人们信任的影响是巨大的。再加上直接打击社会信任的社会实践恶例,比如彭宇案、各类诈骗案,更加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
王俊秀还提到了一个现象: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社会情绪反而更差了?
王俊秀解释说,“分配上如果缺少公平,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所得和预期有差别,就很容易使人的心态、情绪跌落。”
蓝皮书里的调查显示,垂直信任方面,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消费行业的信任度更低。
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源于少数执行者的腐败、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老百姓还是愿意相信公权力的,只有当他们碰到超越常识的做法,才会选择不相信。”
在王俊秀看来,这种不信任的产生并非是件坏事。几十年前,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种完全信任也是不正常的。而现在,当民众权力意识觉醒,以纳税人的思维去打量公务员和公权力,对信任的要求自然提高了。
“人际信任之间的纠纷,到最后还是需要有一个公权力主持公道、最终裁决。因为公权力有公信力,可以让人从制度层面获得信任。”王俊秀说,人际信任是靠公权力来起作用的,如果公权力本身的信任度出现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人际信任,整个社会的信任度就会下降。”
公权力起不到作用,最后结果便是社会信任进入一个困境。不信任引出问题,问题又带来更多的不信任,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弱势群体情绪
为什么会表现反常
在研究中,有一些社会情绪让王俊秀也感到费解。
“公众在一些公共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情绪非常反常,本该引起大家同情的事,却有很多人欣喜；本该是人所共愤的事,却有人在赞美和钦佩；本该谴责的行为,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性冷漠。”王俊秀为这种社会情绪创造了一个概念:社会情绪的反向。
在他印象中,人民网曾对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家属刺死医生的血案进行过读后心情调查,结果让王俊秀震惊:6149个人中,有4018人选择了“高兴”。
周克华被击毙后的公众情绪也大抵如此。一些人对周克华表达了“劫富”的痛快,以及长期与公安机关周旋的“侠客”般的敬意,甚至他的死都会让有些人觉得同情。这让王俊秀吃惊,这种“情绪反向”,其实更值得人们深思。
这种情绪上的颠倒,和平时的常识判断并不一致。王俊秀把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归结为“阶层认同”,并与社会普遍存在的“群体性怨恨”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在社会两极分化甚至多极分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内部有着共通的共性情绪。一个人所在的阶层和位置不同,对他的情绪、价值观、态度和行为都会有影响。
“这种阶层的认同,导致了群体性的怨恨。怨恨是从对生活处境的不满意开始的,生活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就会不满,就会有怨气,认为社会不公平,自己也不幸福。”王俊秀进一步解释说,“加深了就会怨恨,遇到促发诱因就会有敌意表达,比如对贪官、为富不仁、不作为官员的愤恨。”
不满情绪的累积,再加上感觉自己身处社会不公平之中,人们就会选择同情和支持与自己相同阶层、相近地位的人。
“觉得周克华抢的是富人的钱,还能和警察周旋这么久,不喜欢富人和警察的人就赞赏他。觉得自己在医生面前是弱势群体,受潜规则支配,别人刺杀医生他就高兴。”
这种阶层的认同,也是阶层对立、分化的表现。
在王俊秀看来,是非、善恶、黑白不分的社会情绪,比不信任更加可怕。情绪表达已经不是从中立角度评价事实的反应,而是受到了阶层认同和阶层意识的影响。
以前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善恶的东西,被这种阶层认同所替代,普世价值缺少了约束作用。阶层的各自认同使得社会很难有一个共享的价值观,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失守,社会便没有了底线。
社会信任
重建的核心在公权力
对于重建社会信任,王俊秀并不乐观。
“社会信任的恢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甚至努力也不一定会有效果。”
此前,已经有学术界、理论界开出了建立社会互信的药方,比较流行的是关于社会诚信的论述,试图从社会道德层面去寻找社会信任的解决方案。
“这是在用一个更难完成的任务来解决一个相对容易的任务。”王俊秀说,“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体系是社会心态的核心,建构过程远比社会信任要艰难、漫长。诚信讲的是道德问题,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判断,不应该简单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
王俊秀把问题的核心归结为公权力本身,希望能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尤其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
“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是成本的增加,还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社会交易将可能无法进行,政权也会受到威胁。”王俊秀认为,公共权力是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社会信任能够重建的关键在于公权力的重建。
他在研究里认为,公共权力信任的重建,应该以推动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为基础,消除公共权力执行者对权力的滥用,提高公共权力的诚信度。在公共事务上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这是公权力自正其身的最有效措施。
“如果公权力能够起到中介的作用,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通过信任民众获得民众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培养起来。所以公平公正是挽回信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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