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条件下,公车改革能否积滴水为大川,进而带动三公消费改革的破局,官员的自觉配合起着重要作用。伍皓主动公布车牌号之举,既与治理三公消费方向一致,又与公众愿望合拍,理应认同。如同此前不少官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一样,这样的愿望,都应该成为破冰正能量集聚的开端,而不是套用理论上的正义求全责备。
伍皓自曝车牌号,与此前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一样,都表明了体制内呼应改革的愿望。个人愿望固然单薄,但也表达了一种立场。从这个角度说,伍皓是不是有资格坐专车,是否把公车当专车用,并非关键所在。公车改革,说到底是官场利益和官场惯性的重新调整,求全责备,只会分流主动改革的意愿,造成改革成本增大,而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进。 (据《京华时报》,作者: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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