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鲁霞
马克思·韦伯在1919年作的两次演讲声名至今。无独有偶,北美独立前,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1729-1797)也曾作过“论课税于美洲”、“论与美洲和解”两次著名的演讲,这两篇演讲,加上他的“致布里斯托长官书”,被缪哲先生选译后冠以《美洲三书》出版。
韦伯的两次演讲中,对政治家——有资格把手放在历史舵轮握柄上的人——应具备的素质作了大致的勾勒。对此问题,柏克在演讲中也多有涉及,且与韦伯持大致相同的看法。比如,柏克认为,政治家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以火样的热诚,以不忝于我们身份与品格的方式,去履行我们的职责”；政治家要善观政治之“天象”,“看到地平线的一角处有巴掌大的云彩,就知道那是飓风,就会躲进最近的港湾里”。柏克所论,皆不出韦伯的激情、责任、判断力之范围。
若细究之,柏克对政治家素质的要求与韦伯又有细微的不同。在激情、信念以及道德方面,柏克就调门甚高,甚至不乏理想浪漫之色彩,与韦伯对信念伦理之陷阱的警惕形成鲜明对照。柏克认为,政界之人应是群众的“真样品”,“他们若普遍地败坏,社会就绝不是健康的”,因此,在政治中,“宅心于高尚,绝少不是最真正的智慧”。政治家就“应将自己的心灵,擢拔于崇高的境界,以无负上天命我们接受的委托”。粗鄙的政客群氓、堪称政治之机械工者,绝没有资格做伟大航程的舵手,“就是摇转这机器上的一个小轮子,他们也不配”。柏克所论,颇具“好人政治”的意味,与中国古代的风过草偃、古希腊的贤人政治并无二致,其身后的卡莱尔(1795-1881)、阿诺德(1822-1888)等皆有其余韵。柏克生活的时代,政治之行政化、技术化趋势已经确立,对此他并不笼统地反对。柏克认为,“国事倘不脱正常的秩序”,出身于官衙的人以循常蹈故的作风,也可以做到事功斐然可观；而一旦社会处于转型、非常时期,对执柄者素质之要求便陡然提高,他们甚至就是“国家的路标与灯塔”,非具高尚的品行、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坚强的意志者皆不足以胜任。在柏克看来,其时的英国,恰是一个需要“路标与灯塔”式人物的关键时期。
由于把政治看作一项神圣、崇高的托付,所谓的责任,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志业和使命,因此,在柏克身上,激情与责任是和谐统一的。对于政治家的责任问题,柏克并无更多的泛泛而论,他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完成所托。同样两篇著名的演讲,韦伯是以学者身份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柏克则是作为政治家在实战层面的挥洒。所以,译者缪哲先生说,对政治家或用心于实际政治的普通人,柏克这些叹为观止的文字,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步入政坛之前,柏克已经是位小有名气的文人,他的演讲着实显示了不凡的文学才华,但柏克又并非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讥讽的那类文人政治家。这类文人政治家“崇尚普遍思想,崇尚体系,崇尚夸大其词”,虽无政治经验、不通政治事务,却极热衷于谈论政治,民众因为愚昧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前,正是此类文人成了“首要政治家”、控制了舆论,把法国政治生活“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章不与政事同,“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这是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深刻反思后的结论。其实,早在托克维尔之前,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就对此种文人的浪漫已经多有深刻的批评,柏克的思想应该对“晚辈”的托克维尔有所启迪。
与欧陆唯理主义哲学不同,英国文化奉经验主义为圭臬,政治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保守主义烙印。作为保守主义的鼻祖,在政治的操作层面,柏克坚决反对浪漫文人的笼统、孟浪和乱投虎狼之方。约翰牛的信条是“崇尚传统、膜拜经验、修修补补”,他们总是遵循有益的经验,而不是有害的理论；总是把政策建立在事实上,而不是想象上；愿享既有的东西,而不寄希望于未有的东西。柏克的政治言行所以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其保守的政治理念关系甚大。要言之,柏克最令人瞩目之处,是对信念与责任、激情与客观、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和拿捏,技艺之高超实非托克维尔、韦伯所能比肩。对政治,柏克既以近乎神圣的态度待之,又谨慎地规避着文人的浪漫,以免把事情搞得更糟。柏克奉审慎为政治家之美德,在作任何决策之前,先对自己的才能抱以不信任的心,对问题的考量“审之入微,面面俱到”,“绝不依据匆匆的一瞥和一孔之得,便做出决定”。他力求做到的是:“不曾有哪个男子的生命,因我们的鲁莽而丧失。不曾有凄苦的寡妇,因我们的无知而泣尽继之以血。”若依此论,不乏激情的柏克对信念伦理的警惕,与韦伯又实在惊人的相似。
细品《美洲三书》,多次想到古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大概因为他也曾有过著名的演讲,以及他临终时的那句话:从未有一位公民因我而披丧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