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文静
日前,作家宁肯的代表作《环形山》出版,该作品前身是《环形女人》,这次出版宁肯将原小说的架构进行了调整,并修改了一些段落和语言。作为一位独特的作家,宁肯就像当代文坛的一个刺客,虽然作品不多,但是部部刺痛文坛,引起关注。40多岁才集中爆发出版小说的宁肯解释称,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中,非常大路货的写作是失效的,作家只能拿独门武功来刺激大家才能被认可。
在悬疑中抓住荒诞,让我很兴奋
齐鲁晚报:《环形山》的前身《环形女人》于2006年出版。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
宁肯:《环形山》的故事框架在2002年就已经有了。当年我跟作家安妮宝贝有一次谈话,看过她的《暖暖》后我就想象一种场景,就是把暖暖的几个旧情人集中到一个山庄,放到一个陈列室中。后来我见到了北京一座真正的山庄,又完善了这个故事:一个沧桑的女人在北京购买了几座荒山,建房子、绿化,把旧情人都集中起来,用药水喂养,让他们不死不活。这个荒诞的故事让我很兴奋,一个拥有几条山谷的女人,本身就是稀奇的。
这个女人的故事记者写出来可能是一条新闻,但小说家看世界不是平面的,作家的想象力又是希望关注复杂的事物。世界也是这样,真实的基础上有更加真实的东西,在这个女人的故事外表下,我又加了更多人物心理的活动,另外构筑了一个心理世界。作家让生活有透视感,写了真实之外的东西。
齐鲁晚报:这样一个故事,您糅合进希区柯克的悬疑电影等元素,但这又不是一部流行小说。您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
宁肯:我就是想讲一个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式的故事。神秘庄园里有一个密室,一个女人存放了几个用药水喂养的旧情人,有一个瘸子侦探想一探究竟,便有一种希区柯克的味道。希区柯克的作品本身也与通俗的电影不太一样,他加入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受此影响,我的小说也有大量心理和精神分析。但是希区柯克的作品又是流行的,我还不满足于此。
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到了卡夫卡式的荒诞,在希区柯克的基础上加入荒诞的元素,让小说有了纯文学的味道。卡夫卡式的荒诞更能触及人类深层的东西,而在悬疑中抓住荒诞,则让我很兴奋。这个小说写出来也变得很怪诞,主人公瘸子侦探悖谬的一面,就很有荒诞感。
在加入荒诞元素之前,本来打算将瘸子侦探写成福尔摩斯、波洛一样的人物；决定写荒诞小说之后,我将主人公描述成了一个“大脑发达,身体差”的瘸子。侦探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瘸子,最终却成了真正的“瘸子”。瘸子侦探是为了处理谋杀案而进入庄园的,他找到了他的理想,但是最后却卷入庄园主的商业活动中。
总体来说,小说关注的虽是通俗的东西,却是纯文学的精神。这是一部怪异的小说,可以从很多面解读的小说。其中容纳的通俗元素比较多,在我的作品中也是处在边缘化的位置。评论家耿占春就曾说《环形山》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异类的小说。
博采众长,汲取作家们的可取之处
齐鲁晚报:小说中很大篇幅在描写罗一、苏未未、简女士和叶子等女性形象和心理活动,对女性心理的判断很独特。男性作家写女性形象,如何去把握?
宁肯:男性作家写女性写得很好的有很多,甚至有男性作家写女性比女作家写得还要好。按道理来讲,女作家更了解女性,但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生活中的女性又不太一样,文学作品加入了想象,加入了作家的理解,而这部分东西又是在生活中不太容易见到的。真实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限制的局部的人,生活中看不到完整的女性人物,所以写作时就需要作家去分析、去想象,从而文学中的女性充满了现实中缺乏的东西。那么,谁最了解女性在现实中缺少什么呢?那就是男性了。
男性看女性,一般都是希望看到想象中的女性,男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补充了现实的局限性,被现实所遮蔽的东西就表现出来了。如安娜·卡列尼娜、林黛玉等都是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女作家写男性却不是特别擅长,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想透彻。
齐鲁晚报:读您的小说时,无论是《蒙面之城》、《沉默之门》还是《环形山》都会找到一些国外作家的写作手法,比如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和卡夫卡等。您觉得这些作家影响过您吗?
宁肯:其实我跟卡尔维诺的写作还不是特别有关系。我在阅读中接受的东西特别多,很难找到真正地、鲜明地影响我的作家。无论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我从中汲取的营养都挺多的。每个作家都是世界的一个窗口,打开的窗口越多,就越全面。这些窗口都对我有影响,但是我的窗口又是另外一个窗口。
我喜欢博采众长,尤其喜欢汲取其他作家的可取之处。我很喜欢卡尔维诺,但是他的一些抽象的作品我不是很喜欢。大作家们为什么优秀,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东西,有了他们能看到世界独特的东西,没有他们就发现不了。
每个作家都有其独门武功
齐鲁晚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您是“当代小说的一个刺客”。
宁肯:刺客就得有拿得出手的刀法。每个小说家一出场要想引起读者的注意,必须有特有的武功。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中,非常大路货的写作是失效的,作家只有拿独门武功来刺激文坛才能被认可。每个作家的成功都是缘于他的独门武功。我不像很多写作者一样从年轻时开始写小说,我是40多岁积累到一定程度集中爆发的,对文坛形成了很大刺激,所以“刺客”这个说法,我很认同。
齐鲁晚报:还有评论家说,您也是比较难以归类的作家,您创作了独特的、打上了自己特色烙印的小说人物。您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可您与那个年代的作家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的呢?
宁肯:关于归类这个问题,其实从古至今、国内国外,不管在当代文坛还是在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作家是难以归类的。无法归类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出现了一个写独特小说的作家觉得难以归类,是因为研究者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研究这个新作家。我的作品确实不太好归类,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这种类型的小说。当到了一定程度,我的作品被慢慢认识,被划分成独特的或单独的一种归类,而当别人也开始写这个类型的小说时,这个类别就形成了。
齐鲁晚报:您提到40岁之后,作品集中爆发,您的文学之路跟别人不太一样。
宁肯:我的文学之路比较曲折。上世纪80年代我是个写诗的,后来写散文,尤其是写了很多“新散文”。但是我的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完全中断了,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精神断裂的感觉,完全不写诗歌和散文了,我的文学之路还没有成型就已经终止了。这段时间我甚至去开过公司,放下了写作。
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都40岁了又拿起笔开始写,但是这个年龄已经不想写中短篇小说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中短篇的容量又太小,只能用长篇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我集中爆发出来的是长篇小说,不像很多作家是从中短篇慢慢写起来的。2000年《蒙面之城》写出来之后发表又成了问题,在投稿给《收获》等杂志石沉大海之后,我发表在网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其实,早期无论是写诗还是写散文,对后来我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把诗歌和散文的东西放到小说中,很少有作家能这样。有评论家说我是“躲在小说背后的诗人”,我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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