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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发言人十年“语路” |
| 他们该怎样说话,又该拥有怎样的话语权 | |
- 2013年04月0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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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最近,出现H7N9禽流感病毒,然而“雨点”迅猛却落地无声,再没引起十年前非典肆虐时的恐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地自3月31日开始举行的一场接一场有关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
有时公开就意味着安全。
自2003年非典开始,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年后,人们一边享受着“公开”带来的安全和信任；一边也在思索该制度的走向。
本报记者采访了曾经叱咤风云的新闻发言人“三剑客”: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原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公安部原发言人武和平,希望他们的足迹和思考,能给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更多的素材。
曾经最敢说的
“三剑客”时代
3月31日,国家卫生委通报我国H7N9禽流感感染情况。4月2日、4月5日,上海市政府连续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疫情防控情况。此外,其他省市也陆续召开了相关新闻发布会。
在政府的各种新闻发布会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现身其中。他们表现得日益成熟,却又让人感觉少有鲜明的特色。
这让人不禁想起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离任时,一家媒体的评价:“一个个性鲜明的新闻发言人时代过去了。”
这几日,已是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一如既往地在发言,只是阵地变成了他的微博和博客。个性仍是一如既往地鲜明。
因为H7N9禽流感,已是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计委新闻宣传中心主任的毛群安比以往又忙碌了许多。之前的3月份,他正在接受一拨又一拨记者关于非典十年的采访,不断回忆他从2003年起做新闻发言人的经历。
2003年,在经过非典的阵痛后,当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首批学员包括60多个部委和地方官员共100多人。
在随后十年里,这个班上明星发言人辈出,他们也被称为“黄埔一期”。其中有被称为“三剑客”的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原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公安部原发言人武和平,还有“三朵金花”王惠、焦扬、徐宁,以及7年后“黯然离开祖国赴海外工作”的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这是中国首次启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因为“前无来者”,“黄埔一期”学员接受了“中西合璧”式培训。而他们身上独特的个性,也随着这扇大门的开启,展现在公众面前。
王旭明热衷于新闻发布会形式的创新。他开新闻发布会,能把参加的教育部领导拉到田间地头,或者贫困乡村。即使在中规中矩的会场,他也喜欢搞电话连线、网站直播,举办记者吹风会、做访谈节目等形式。他还多次带着记者团直奔一线采访,周四晚上走周日夜里回,号称“魔鬼训练营”。
当然,“玩花样”的结果是,教育部想要公布的信息和宣传的政策,总是能占据媒体报道头条,而公众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到。
甚至,因为担心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比较严肃,会影响一些政策的宣传效果,王旭明亲自操刀做起了电视节目《问教》,并自任主持人。结果被嘲讽为:“见过爱表现自己的,没见过这么爱表现自己的官员。”
“我再傻也不至于是为了表现自己。我知道一些人总结的为官之道,是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王旭明面对非议,始终坚守自己一贯追求的准则:“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
曾有人评价王旭明,他能干5年新闻发言人,简直是个奇迹。可“这个奇迹”真的存在了5年。
武和平相对低调,但在对新闻发言人这事上,却是出手又快又“狠”。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确定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为定位定时定点新闻发布试点单位,武和平干脆更进一步,把每月一次的定时发布改为每周一次。
卫生与教育同属“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平日里,毛群安和王旭明就互相戏称“难兄难弟”。有时候,性格活泼的王旭明就调侃性格敦厚的毛群安:“你像受过专业训练的一样。”毛群安就会半眯着眼说:“别挤兑老弟,咱们可是患难兄弟啊!”
虽然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大门第一次被推开,但里面却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舞台。以“三剑客”为代表的“黄埔一期”风格迥异的表现,让人领略到当时新闻发言人的别样胆识和风采。
可自“三剑客”陆续谢幕后,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讲台上,再也难寻这种个性而大胆的身影。
教育部现任新闻发言人续梅,给媒体的印象是谨慎、中规中矩；卫生部毛群安的接任者宋树立、国家林业局曹清尧的接任者程红、环保部潘岳的接任者陶德田等人,都是低调登场,即使是一些媒体记者,对这些名字也不熟悉。
忌惮“祸从口出”
只能照本宣科
“祸从口出”——即使对新闻发言人来说,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王旭明非常擅长与记者打交道,可在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他仍被媒体总结出“十论”。其中最有名的一论就是“教育买衣论”。
2006年,某媒体发表了一篇王旭明回应两会代表委员“上学贵”问题的文章。在文中,王旭明把上学比喻成逛市场买衣服,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没钱就买100块钱一套的衣服。
王旭明后来解释说,那是他在私下场合与记者的聊天,“关起门来说的话”,原意也只是希望大家理性对待教育和上学。
可此“教育买衣论”一出,舆论骂声四起,一下把王旭明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他自己认为的“一个最刻骨铭心也是对人生带来最大伤害的经历”。
“三剑客”中最低调的毛群安,也未能逃出这个“梦魇”。
2011年6月,一则“毛群安拟建记者黑名单”的消息把毛群安推到了舆论的风口,尽管后来卫生部出面辟谣,但在接受采访时,毛群安仍然不愿意重提这件让他痛苦的往事:“刚发生时,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觉得干得很痛苦。”
无论是“误读”还是话语失当,此类与媒体的争执,很多新闻发言人都遭遇过。因为说话,新闻发言人会从“发言人”变成“当事人”,被放到“火山口炙烤”。
在武和平所写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一书中,记述了他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考察时,美国记者对他们工作的思考:“我们会帮助政府将故事告诉大家,我们的角色是让政府成为被尊重的角色,但要通过我们的挑战和质疑来实现——因为我们是读者和人民的代表。”
所以,美国的政府部门非常乐意与媒体互动,由媒体评头论足,甚至当媒体比较安静时,他们会主动找些新闻和资料来“喂记者”。
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代表的是他身后的政府部门,如果发言人说错了话,被舆论关注甚至放大,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将“战火”引到政府部门身上。很多部门不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出台一项好的政策,有的决策者执行者也不愿站出来讲话。”王旭明说。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没有职业化,是一种职务化行为,都是官员,兼任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人本身都是官员,有自己的级别和其他职务。不说,肯定能进步；说好了,可能进步；说坏了,肯定受影响。”
自2011年毛群安和王勇平相继成为“新闻当事人”之后,新闻发言人因为发言而“惹火烧身”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越来越多的发言人选择照本宣科,“立场是政府的,语言也是政府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王勇平”已成为
一个研讨课题
另一个“祸从口出”的代表人物,是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而王勇平本人也不会想到,在他“黯然离开祖国赴海外工作”后,他的名字已成为一个符号,不断在新闻发言人培训课上被讨论,甚至影响了一批新闻发言人。
“我已遍体鳞伤,却不知错在哪里?”2011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一些新闻发言人为即将到波兰履职的王勇平饯行。那一晚王勇平哭了,“在座的都是新闻发言人,而我不是了,我深深地感到抱歉。当时的表现应当再注意些,做得再好些,可能结果就不会这样了。”王勇平说:“这样的结果对新闻发言人队伍不好,请大家以我为戒。”
王勇平说完,有的新闻发言人也哭了。作为同行,大家谁也没想到,王勇平是以这样一种形式离开。
王旭明曾回忆,“王勇平在任发言人期间是敢说话的标兵。仅以2010年为例,他召开了40场新闻发布会,主动到各个网站和电视节目做客20余次。”而王旭明一年最多召开新闻发布会32场,“已累得筋疲力尽”。
“考核发言人做得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考核,而单纯以‘是否说错话’决定升降,发言人承受的压力恐怕只能用‘噤声’来化解了。”王旭明认为。
武和平一直记得他跟王勇平交流的情景,王勇平在接受7·23甬温线特大事故新闻发布会这项任务时,对事故现场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身边也没有一个得力团队帮他梳理文案；甚至在进入会场前,当某领导问他有没有把握,他还以摇头作为回答。
“在国外,新闻发言人基本上都是新闻记者出身,熟知媒体运作规律,是首脑绝对相信和亲近的人,能够进入决策的核心层,他们可以列席首脑参加的重要会议,可以一句话不说,但应该领会会议所有思想,再转化成自己的话,对外公开和宣传。”王旭明说。
而在发言人同行眼中,一无所知却被强行推上前台的王勇平,就是一件挡在部门前面的“防弹背心”。
“王勇平已不再是王勇平,他是一个代表,一种符号。”武和平认为,王勇平的离开,必然会有人对此误读,引申出“因言获错”、“祸从口出”的信条,将新闻发言人视为风险畏途。
前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曾专门撰文《给新闻发言人充分授权》,他说:“对政府新闻发言人,第一要给他充分的授权,第二要给他能够掌握充分信息的机会,第三是如果讲错话了,也不要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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