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1版)
有新闻发言人将王勇平的经历上升为非典之后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影响最大的事件。培训课上,课程内容是讨论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种种失误,课下,却常常是同行们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和慨叹。
“王勇平现象的尴尬,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尴尬,由此带来的浅层命题是:发言人究竟怎样走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它的深层发问是:发言人身后的制度保障是什么,它到底能走多远,走到何种程度?”武和平发问。
王勇平的继任者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韩江平,从2011年8月上任开始,没有开过一次发布会,就连春运也没有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直至今年全国两会上原铁道部被拆分。
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因为媒体记者对韩江平太过陌生,竟然争相追问末代铁道部长盛光祖,王勇平离职后,铁道部为什么再无新闻发言人?盛光祖对此解释,铁路有些领域专业性比较强,以后涉及哪个领域,就由哪个领域部门负责人出来讲。
王旭明觉得盛光祖的回答并不妥当,“中央文件里从没说过工种复杂的部门可以不设新闻发言人,再说很多部门都很复杂。”王旭明说,这个回答让人充满“隐忧”。
2008年7月,当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职位时,毛群安给他发去信息:你终于逃离苦海了!而王旭明回:能者多劳,继承我的“遗志”,继续干好吧。
3个月后,毛群安也离开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岗位,虽然未脱离宣传工作,却是从台前转入幕后。问及卸任时的心情,毛群安笑得爽朗而轻松:“解放了嘛。”
2012年4月底,担任发言人时间最长的武和平正式退休,到公安部文联工作,可以彻底实现他的作家梦了。退休后的武和平谢绝记者采访,专心写书。
至此,在中国现代新闻发言人史上最辉煌、最有名的“三剑客”全部谢幕。
而王旭明在书中曾提到,根据材料统计,“黄埔一期”中,仅有三成多被提拔。
在2012年的统计中,“黄埔一期”里只有6人继续担任原单位发言人,离开者大多数是平调或退休。
而“名嘴”们的归宿,总会影响着后来者的足迹。
王旭明离任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曾感叹:“像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其实是可以干一辈子的。”
但王旭明毕竟没有干一辈子,他还是回到了体制内。这也是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的归宿。
王旭明曾总结,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四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四是来源于新闻媒体的领导。
这种情况也在改变,一些开放的政府和部门,越来越热衷从新闻媒体中选拔新闻发言人。比如在4月5日上海市召开的H7N9禽流感新闻发布会上,走上前台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就有着媒体从业经验。
但在目前的中国,第二和第三种仍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主要来源。而在体制内运行的新闻发言人,衡量他们的工作成绩以及奖励的标准依旧是单一的,那就是:升职。
王旭明自问:新闻发言人是官吗?然后他自己回答:是官,也不是官。说他是官,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中,发言人是一级政府部门的官员,有行政级别；说他不是官,是说新闻发言人这个官的职责很特殊,他对外要与媒体、公众以及整个社会打交道,对内要与自己所供职部门的官员们打交道。这一特殊的职责要求决定了发言人在很多方面必须以官员的身份讲话,而又不能以纯官员的身份讲话。
官员讲究的是低调少说,而好的新闻发言人却要求高调多说,这就犹如两条永不相交的线。
“在国外,新闻发言人是种职业,而非职务。”王旭明曾设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也成为一种职业,有资质,甚至可以分级,在一个单位干得好,可以跳槽到另一个单位,级别可以随之提高到处级、局级、厅级甚至部级,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却不变,如果干得不好,可以降薪、降级甚至取消资质,这样,一个新闻发言人就可以干到退休,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毛群安说,他现在再去给新闻发言人上课,技巧问题讲得越来越少,更多是讲如何完善新闻发言人这项制度。
“当年我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时,曾给自己的表现打分,谦虚一点是60分,自恋一点是85分。”王旭明半开玩笑地对齐鲁晚报记者说:“可看现在的一些新闻发言人表现,如果我再给自己打分,谦虚一点是85分,自恋一点是95分以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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