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全国城乡统筹看成都,成都城乡统筹看双流。在成都,这样的说法广为流传。
6年前,成都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期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让农用地流转起来、在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配套,是城乡统筹并行的两个内容。
而在更早的时间里,双流县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3月28日开始,本报记者在几天时间里采访了双流县南新村和地平村两个农业大村,它们的发展至少提供了一种农民在家门口“就地城镇化”的可能与思路: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并不一定非要进城。
拆旧建新
农民住进“别墅区”
3月28日,午后的暖阳照在南苑东路88号50栋4户的一座蓝瓦黄墙二层小楼上。
老伴在楼前整理菜园,78岁的毛元富就坐在客厅沙发上,听着DVD里播放的《洪湖水浪打浪》,兴致浓时,不由跟着唱起来。
这栋别墅样式的二层小楼大约130平米,坐落在成都市双流县三星镇南新村。它的主人,是农民毛元富夫妇和儿子一家三口。
毛元富家老房子的旧址就在这里,几十年里,老房子从土坯房变成砖瓦房。两年前,作为镇上的农业大村,南新村实行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对民居拆旧建新,实行集中居住,整理土地。老房子被拆掉后,毛家住进这座二层小楼。
“隔壁还有一套房子也是我们家的,那个面积小点。”毛元富的耳朵有点背,他伸出手指比划着对本报记者说,“家里五口人,每人可以置换30平米,剩下的面积补钱,总共补了27000元。”
在这座让毛元富觉得像城里人住的楼房里,天然气、有线电视和光纤都通了进来。只有从旧家具和摆设上,还能看出这是个农村家庭。
毛家每人还有几分地,搬进新房子不方便的是,得想办法安置那些种地用的农具。
像毛元富家这样的二层小楼,南新村还有217套。其余几百户村民住宅条件稍差一些,是城里更常见的多层楼房。
这个村庄并不像是传统认知中的农村。一条画着停车位的主干道两侧,是各式各样的二层小楼、多层楼房,村里的小湖、木栈道、花园、楼间绿化,让参观者有些恍惚。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小区是没有大门和围墙的。”在与南新村相距十几公里的籍田镇地平村,村支书邹先根说,“村里安了48个摄像头,每个位置都能看清楚。”
这个集中聚居区还有一个名字:地平新家园。163栋连体二层、三层小楼以及处处存在的绿化,让这处有着596户居民的聚居点,像是一个别墅区。
邹先根告诉本报记者,和南新村一样,2010年籍田镇实行土地综合整理,实行村民集中居住,农民的旧房、旧院拆除得到补偿,换到了这样的新楼房居住。
“旧房每平方补偿540元,人均享受30平米的免费置换面积,村民住新房,补差价就可以。村里只有100多户村民补钱,其余400多户村民没花钱住新房,还能再拿到补偿,最多的一户拿到29万元。”邹先根介绍说,“一家四口的住三层房,三口人住两层房,还有一家五口人住两套房子的。”
足不出村
享受20多项公共服务
在地平村这片占地140亩的聚居区,本报记者围着村前屋后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一处垃圾堆,甚至没有一点随意丢弃的垃圾。
地平村入口处的物业办公室给出了答案。地平新家园聘请了物管公司,对聚居区物业实行市场化管理,物业人员聘请的是村里人。
在邹先根看来,地平村是新型城镇化融合了新农村建设发展起来的。
“聚居区建设和农民居住环境改善,本身就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但不能仅仅让农民住上新楼房,公共服务和公共配套的发展,才是城镇化推进的核心和关键。”邹先根说。
对口负责地平村的籍田镇工作人员杨扬介绍说,地平村每一户村民,都享受21项公共服务配套。
“村里有ATM机、健身场地、商业街、农贸市场、医疗卫生和便民服务,还有污水处理和垃圾的集中处理,这些生活设施和配套,基本上和城里人是一样的。”杨扬告诉本报记者,“村民都参保了新农合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虽然基数和城里人相比少了一点,但农民还有自己的土地,粮食和蔬菜可以自给自足。”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医疗卫生服务站和文化体育活动中心都集中在聚居区的南部。
下午4点左右,活动中心里挤满了人。几位老年人说,白天可以在养老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里呆着,周边有餐馆可以吃饭,一顿饭三块多钱,晚上回家休息,基本不用在外打工的儿女们操心。
南新村也同样如此,拥有的不只是外观。
三星镇党政办刘娟向本报记者介绍说,村民们可以享受到包括天然气、水电在内的23项公共服务配套。村里的大市场、幼儿园、小超市、卫生室这些配套都有,基本能够实现小病不出村。
只要花5元钱,在便民服务中心门口,村民就能坐进一个健康舱。这个白色的健康舱,可以通过自动感应,对心电、血压以及肝、胆、胰、脾、肾进行B超检查,还能检测早期癌变,并通过设备远程咨询医生。
这种健康舱和医院联网,在成都市双流县众多村卫生服务中心广泛分布。“城市人能享受到的,南新村这个示范点的村民们,也都能够享受到。”
毛元富家客厅里,摆放着两张他们一家人和习近平的合影。
“2011年,习近平到南新村视察时认为,南新村就是他理想中新农村的样子。”双流县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
北京市农委副主任李成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也是城镇化的一种途径,而不一定非要通过让农民进入城市或把农村变成城市来实现城镇化。
“加快这一进程,基本途径是使城乡社保标准逐渐接轨,提高农民的社保水平,并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李成贵说,“新型农村社区本身就是城镇体系重要的节点。”
土地流转
农民在家收租子
地平村的变化,始自2010年6月开始的土地综合整治。
“村民以前都是散居,实行集中居住之后,整理出了500多亩土地,除去聚居区的140亩,新增耕地400亩。”邹先根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地平村流转出去的土地超过2000亩,占全村耕地的一半还要多。”
邹先根算了一笔账:村里的土地流转主要是出租,每亩地折合收益是1500元左右,村民人均有土地接近1.5亩,这样算下来,每个人的土地收益就有2000多元。
“流转出去就是收益,不管是出租10年还是20年,每年村民都会提前拿到支付的租金。”在南新村村主任郭应和看来,土地流转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
“村里处在丘陵地带,过去村民种水稻、种小麦,靠天吃饭。说实在的,单纯靠种地是赚不到钱的。”郭应和说。
刘娟介绍说,南新村是三星镇新型农村和城镇化的试点。在2005年就开始了农用地整理,到2008年开展了拆院并院,老宅基地复耕,通过这两种方式,节省出了500多亩土地。
“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挂钩项目了,政府以每亩地18万元的价格收购用地指标,村里通过这些项目拿到的钱,来给村民建设、安置。”郭应和说。
2010年,南新村成为成都市级土地综合整治示范项目。979户农民集中居住,占全村人的四分之三。全村流转出去的土地超过2000多亩。
“南新村是最先尝试的,在三星镇提供了经验与示范。目前,三星镇6个村、1个社区基本都进行了土地综合整治。”刘娟说。
配套产业
他们像城里人一样打工
郭应和理解的是,一切发展的背后,是产业的支撑。
“没有产业,土地就流转不出去,即使流转出去了,也无法长久。而如果没有产业解决农民的工作问题,农民既没有收入,新城镇化建设也不会稳定。”郭应和说。
刘娟告诉本报记者,南新村土地流转后,基本上都被建设成为规模庞大的草莓、杨梅农业园区。在南新村,民间资金、家庭农场、现代农庄等市场主体,建成了13个专业合作社,12个现代农庄。
“有园区就能保证就业。这些园区把村民返聘回去,村民除了土地流转收益外,每月还能靠打工挣钱,也就拿到了两份收入。”郭应和说,“在园区打工收入稳定,一个月能收入1500元左右。”
记者了解到,村里劳动能力强一些、有技能的基本不会留在园区,都去双流县和成都市打工,收入会更高一些。
郭应和介绍说,2012年,南新村人均纯收入是13706元,高于三星镇人均纯收入。
土地流转之后,在三星镇形成了“三莓(梅)三子一凤凰”7个新农业产业。这些产业既有农村合作社,也有社会资金进入。
“其中,冬草莓产业园区4000亩,是日本过来的品种,杨梅有5000亩,蓝莓1500亩。”刘娟说,“不同于传统的农业产业,这些农产品都是高端的,产品附加值极高。冬草莓一斤能卖到七八十元,蓝莓卖到200元一斤,大多都出口了。”
“村里也搞农业合作社,由村民带头,入股发展。现在地平村有水果基地、蔬菜基地500多亩。”邹先根介绍说。
尽管双流县不是农业大县,但定位和功能却使得南新村和地平村具备了农业优先发展的条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成为了依托。
“南新村承担着龙泉山生态保护功能区和天府新区南部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功能区两大任务。而地平村是成都市级的粮油基地。”双流县委宣传部新闻宣传科科长黄建平对记者说,“这两个村能够成功发展农业产业园区模式,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背靠成都这个大市场,并能辐射西南。”
黄建平介绍说,双流县推进的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也为各个村的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保证。
“工业园区不仅在吸聚资金、人才、技术、项目上有优势,同时也保证了每个镇、每个村不会再单独接受工业项目,避免了城镇化之后农村的工业污染。”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主张,可持续的城镇化最根本在于发展配套产业,目前,农业产业收益率不高,未来需要研究如何提升农业本身的吸引力,改变农业的弱势现状,让转移出来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大量农业用地和农业人口转移,农业生产基础甚至有可能会被削弱；没有增长,农民的就业也谈不上,有可能引发更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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