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应民
目前中国公车数量超过400万辆,公车消费超过4000亿元,但仅三分之一用于公务活动。有专家建议,让所有公车挂上醒目的特殊牌照以区别私车牌照,并专门设立公务用车费用结算中心,建立公务用车网站实现公务用车全国统一管理。
公车私用,是百姓深恶痛绝的痼疾之一。不少地方出台了严禁公车私用的相关规定。但是,公车私用屡禁不止。由于监管机制不到位,规则制定者、执行者本身决心不大,官本位思想作怪,言而无信,内部监督措施并没能管住公车私用。
应该说,给公车贴标识,特别是像专家建议的那样给公车挂特殊牌照,将公车的用途行踪曝光于群众的视野之内,对公车使用者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遏制公车私用的关键不在于让百姓知道公车被私用,而在于公车私用的责任与后果。正如有官员所言,公车改革,难点在官员本身。如果问责不到位,处罚轻描淡写。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公车挂特殊牌照作用有限。
且不说公车标识难治公车私用痼疾,就是带有特殊执法标识的公车也存在私用泛滥的现象。电视台摄像记者吕建福3年来利用私人时间,拍摄了数千张公车私用、违规驾驶的照片。其中不乏市委市政府专用车、医疗车、税务车、警车,各种执法公车应有尽有。如此易于分辨、拍摄的特殊公务车都敢大胆送孩子上学,特殊牌照又如何承受公车私用监管之重?何况,公车到底是私用还是公用,百姓也不能一一分辨清楚。比如,官员坐公车上下班算不算公车私用呢?因此,公车挂特殊牌照虽然有利于公众参与公车私用监督,但是治标难治本。
当然,享受情结、以权谋私是公车私用的重要原因。而且我以为,这实际上也是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大搞行政垄断,百姓被排除在公共决策之外,公车所有者权力虚置的结果。我们看到,对公车私用,除了媒体曝光、舆论谴责以外,公务人员违规成本十分低廉。要遏制住官老爷的公车享受情结,出台再多内部规定恐怕无济于事。
从一些地方封存公车的经验看,减少公车也可满足工作需要。在制定新车采购计划时,可以参照“三分法”或者“每周少开一天车”的比例削减公车采购计划,引导公车改革潮流。同时,健全问责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从约束财政支出,监督政府采购抓起,切实减少公车,做到车尽其用,减少公车私用的可能性。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在德国,整个柏林总共只有92辆公车,如果不是外交接待,官员开车回家得交租公车费。反观我们,公车接送官员上下班已成从潜规则变成显规则。给公车挂特殊车牌不妨先从官员开私家车或者坐公交上下班开始吧。
数据显示,我国公车消费一年高达4000亿元。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公车私用,探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至今步履维艰。公车数量与配置严重超标,公车私用是不争的事实。坊间对公车使用效率有一段经典的三分法概括:“公务车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家用,三分之一司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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