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与民间情绪狭路相逢 |
| 那些抗震一线上被压力和民意双重挤压的基层干部 | |
- 2013年04月29日
来源：齐鲁晚报
-
 【PDF版】
|
|
|
 | 手握两部手机,李卓卉忙着安排工作。 本报特派记者 郭建政 摄 |
|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他们像极了5年前汶川地震灾区中有着同样身份的人。
地震发生后,安顿好家人,立即转身进入抗震指挥部,仿佛自己不再是一个灾难的受害者。眼中布满血丝,声音渐渐沙哑,步伐难分深浅。
作为距离灾区群众最近的指挥调度者,乡镇与行政村的基层干部大都呈现出这样的形象。
他们的形象概念还不仅如此。对于政府,他们是行政命令、救援工作的执行者和政府形象的体现者,这些也正是基层干部们所认定和坚持的。然而,不仅要挑战自身工作带来的压力,与他们狭路相逢的,还有充满了不同诉求、不同情感表达层次的民间情绪。
这里面,既有感谢、感激,也有不满,还有不信任。
“舆情震死人才麻烦”
短时间剧烈摇晃过后,李卓卉确认了家人安全,随即走到大街上。“人都没事吧?”她问邻居,问先锋社区的居民。“只要大家安全就好。”
作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卓卉在附近查看灾情后,来到先锋社区的应急避难场所之一的芦阳二小,这里已经有许多社区居民聚集。
地震当晚,先锋社区临时党支部宣告成立。57岁的付玉海也加入了,他曾是芦山县农业局副局长、林业局局长,退休后又应芦山县政府之邀做起了拆迁安置工作。
“舆情震死人才麻烦。”4月25日,付玉海把记者拉入芦阳二小搭好的活动板房,瞪大红肿的眼睛,表情严肃。他承受的压力不比水、方便面等救灾物资紧缺要小。
余震间隙,付玉海会冲进随时都可能倒塌下来的自家房子里抢出粮食。
“每次进去前,先想好拿什么东西,一次拿多少。”付玉海说,抢出的大米肉菜是不能独享的,再少都必须与170多名安置群众分食。
“肯定不能只给我的家人和亲戚吃。”付玉海说,他担心那样做会使安置群众的情绪变得激动、愤怒,因为他们也缺乏维持生命的物资。“生存面前,谁都一样。”
天气转阴,灾区群众压抑已久的丧失家园痛苦之外的情绪被点燃了——大批帐篷和棉被还在路上。
“为什么他家有,我家没有?”23日,雨天的来临和较大的昼夜温差,带来了愤怒的抗议声。
“帐篷不可能一次性到位,我们只能先保证老人和娃娃。”没有扩音器,付玉海只能用最大的声音对人群解释,帐篷会慢慢到来,这是有组织有程序的。
从天全县到芦山县,再到宝兴县,途经的许多村落,上演着相似的一幕。
23日下午,芦山县龙门乡五星村,从外打工归来的村民苟绍军带着十几个人风风火火地赶往村委会大院,“我要问清楚帐篷到底是怎么发的?”
驻扎在五星村的龙门乡副乡长唐泽霞刚要开口,便被苟绍军打断了。他拿出手机:“你先别说,我要把你说的话录下来。”
“你随便录”,唐泽霞接着说,“受灾了,大家都有难,帐篷毛毯的发放要先照顾老弱病残。”
接着,五星村村支部书记袁康华拿出物资发放登记册,“政府发放的帐篷,我们都是有登记的。目前帐篷缺得很,要等每家每户都有,需要一个过程。”
登记册上显示,苟绍军所在的大队从村委领走了27顶帐篷。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解释和沟通,苟绍军和村民才渐渐散去。
在宝兴县大溪乡,汪春仁所在的村子的几十位灾区群众,跑到他当村官的哥哥家闹着要救灾物资,哥哥不在家,他的嫂子被村民问得大哭。闻讯赶来的汪春仁极为愤怒,“如果你们真缺的话,可以去我家拿。到底缺不缺,咱们心里都有数!”
这边是压力
那边是不信任
4月26日,清仁乡抗震指挥部门口的一顶帐篷里,新打印出来的驻村干部通讯录上已经没有了杨成毅的名字。“我们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一位工作人员说。
“他已经不在横溪村了,现在在同盟村那里。”帐篷里另一位工作人员看到同事的态度,无奈地笑了笑。
在同盟村,身穿迷彩服、袖戴“党员志愿者”红袖章、鼻梁上架着厚厚近视眼镜的杨成毅,自4月24日被免职的消息传出,正承受着各方的压力。
“我错了,不冤枉。”“我还要继续坚持在这里工作。”“服从组织的安排。”面对不间断的记者,他反复重复着三句话。
被免职的消息对杨成毅来说颇为突然。“直到我回到乡政府,才知道被免了。”杨成毅说。
消息传出后,网络上最初先是一阵热烈的叫好声。网友“幸福的广州老人”评论说:“对不负责任,贪生怕死的无良官,就要免了其官职,要接受监督。尝尝穷人的苦难。”
围绕杨成毅是否应该被免职,讨论仍在继续。而陷入舆论风暴中的杨成毅,以及清仁乡和芦山县相关方面,就此已不愿多谈。不管怎样,从他的身上,折射出基层干部的另一层压力——他们的上级。
“他们暗访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最远的村小组,永宁组。”当杨成毅的声音传出后,外界对他的看法才有了个急刹车。网友“李岩女”质疑免职决定说,“乡长的岗位应该在哪里?在领导的眼皮底下?”
压力还不止于此。像杨成毅一样的基层干部,在地震后切实感受到了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
在芦山县城,浙江网友“唐古拉”从雅安市民政部门协调到一批帐篷,加上自己带来的食品、奶粉等物资,想送到灵关镇的一个村。
“他们让我带帐篷去灵关镇民政部门签字,这样我才能下村发放。可如果灵关那边签了字,按规定就不属于我支配了。”“唐古拉”不想这么做。25日上午,他一直在打电话与雅安方面沟通,希望绕过这个环节,“我不放心,一定要亲自送到群众手里。”
志愿者的不信任,让这些基层干部有些尴尬,更给他们出了难题。
23日,村民苟绍军在五星村的愤怒发问,直接的原因就是志愿者绕过了村委会把一些帐篷分发到部分村民手中。苟绍军以为志愿者发放帐篷是五星村委会的授意,这才找到了袁康华。
“志愿者第二次来我们大队送物资的时候,看到第一次送的东西还没到村民手里,接着就要把送来的物资拉走。”苟绍军说。
基层干部袁康华则表现出了更大的愤怒,“让他们拉走,这样的物资我们宁可不要,他们这是来制造矛盾!”接着袁康华用坚定的声音说,“只要物资给到我们,我们都会有序地发出去。”
刚开展的
心理干预调查评估
声音嘶哑,双眼布满血丝,步伐飘忽,4月22日晚,当齐鲁晚报记者见到芦山县龙门乡乡党委书记杨继康时,他已经近60个小时没有好好休息。
当时,一名男子找到他说:“我们领导想找你说点事。”他看着杨继康的状态随后说,“你不方便的话,就让领导过来。”杨继康愣了一会儿,接着说“方便”,然后起身出门。
“我已经三天没回过家了”,23日,扶着村委会办公室里一批毛毯,唐泽霞用微弱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时,眼泪已经要夺眶而出。唐泽霞的丈夫,是一名公安民警,地震发生后,离家赶往芦山维持秩序。他们的孩子,则被成都的姑姑接走。一家三口,三地分居。
4月24日,李卓卉疾步穿梭在芦阳二小安置点,在临时党支部了解灾区群众需求,在院内指挥物资调配。面对摄像机镜头,她满脸疲惫,“说实话,到现在已经快撑不住了。”
李卓卉用沙哑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时,已经在芦阳二小连续工作了4天。“几乎都没休息过”,李卓卉说。
基层干部像活在地震的夹缝中,拼命透支着自己的体力。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像极了5年前的汶川。
2008年5月12日至16日,四川省青川县木鱼镇党委副书记赵忠兴一直在指挥并参与抢救被困人员,四天四夜没合过眼,每天就吃两包方便面。5月16日,这个35岁的汉子,拿起一瓶水打开瓶盖还没来得及喝,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经抢救苏醒之后不久,他在一天之内再次晕倒,“他的呼吸、心脏已出现衰竭症状,如果抢救不及时,很可能死亡。”当时参与抢救的医生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许多人用这句话描述基层干部所处的位置。地震灾区的乡镇,作为外界与基层群众沟通的中枢神经,显得尤为重要。
2008年11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印发《关于抓紧做好关心爱护灾区干部工作的通知》,要求强制、轮流安排灾区干部休假,保证休假时间,确保每一名干部得到休整。并适时组织灾区干部体检,对身体状况差的干部及时安排治疗。
实际上,除了体力的透支,基层干部还面对着巨大的心理压力。5·12汶川地震之后,有调查曾显示,“总是担心自己的努力工作,得不到上级的认可,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余震的消极影响、社会的稳定安全压力”,以及“过分期待上级政策的明确,导致现实工作推动的相对迟缓”,成为地震对基层干部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有不得不警惕的,汶川地震过后,多名基层干部因患抑郁症不幸离世。
4月22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两名工作人员进入芦山县,开展心理干预前期情况调查评估工作,为后期快速开展心理援助工作铺垫。
该研究所工作人员刘洋说,从目前情况看,芦山基层干部心理干预需求较受灾群众大,预计震后1周至10天心理干预工作将正式展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