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十八大后,“改革再出发”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出版界对此也有回应,一批聚焦改革的书籍相继问世,其中既有思想层面的探讨,也有关于改革路径方面的建言。
>> 重启改革议程迫在眉睫
十八大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推出了与马国川合作的新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全书以二十个专题回顾了中国改革历程,并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深入分析,剖析了当前中国存在问题的深刻原因。
从吴敬琏和马国川写这本书的背景看,此时的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实现了三级跳: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低中等收入国家,再进一步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上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基于此,重启改革议程变得迫在眉睫。吴敬琏认为,现在必须当机立断,坚决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这在去年召开的十八大上有了回应。
在吴敬琏看来,十八大对中国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那就是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从经济改革来说,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则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 释放改革红利,政府改革是关键
在众多经济学家出版的新著中,尽管对于改革路径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均将政府改革视为改革再出发的关键。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法治基础的缺失或者说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制造了普遍的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蔓延。
吴敬琏为此呼吁,政府必须尽快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中国经济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法治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当务之急。
韦森在其新作《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和法治条件下的“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而法治首先是政府守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主编的《改革红利: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一书,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提出了路线图与日程。
《改革红利》一书归纳了未来中国5至10年有5大改革趋势,包括刺激消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人口城镇化；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在全国实现6亿中等收入群体；打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放权,分权,限权”为重点,加快推进政府机构公开化。他同时指出,应把政府改革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并尽快有所突破。
另一本探讨改革红利的新书《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集中了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等专家关于改革的建言,从这本书的标题上就可看出,这是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改革是最大红利”论的回应。专家学者从十八大后改革整体走势入手,立足十八大确定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结合我国城镇化、国企、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等重要领域改革,分专题进行了阐述。
>> “共同的底线”应是以宪治国
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在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又该如何凝聚改革共识?
被称为新权威主义代表的学者萧功秦,在十八大前出版了新著《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在书中西化自由派仍是萧功秦批判的对象,但在他看来,当下最危险的敌人是极左思潮。
萧功秦在书中指出,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左的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前者把“文革”浪漫化,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前的平均主义时代去,后者主张实现一场西方化的自由主义“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萧功秦在书中提出了“中道理性”的概念。所谓“中道理性”,按他的解释,第一是渐进原则,在威权体制下,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积小变化为大变化,来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是强调社会自生长性,通过发育公民社会,强调社会整合方式的根本改革；第三是多元试错,让各地与各企业有更多的试错机会,让改革权力下放,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有困境的一些办法。
显然,萧功秦不希望出现左与右的撕裂。如《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评论此书时所说,萧功秦此书的中心意思是为政府再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让左、右两翼的激进尽可能被弱化,给政府一个再改革的条件。萧功秦也直言,写这本书就是希望民间与官方共同探索,形成一种建立在常识理性上的话语,从而超越意识形态,让庙堂与江湖之间,在同一话语平台上进行对话,用常识理性来思考中国的未来,并以此说明渐进中道改革是最符合执政党与大众的利益的。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新书《共同的底线》写于10年前,于最近出版,但如著名媒体人朱学东在评论此书时所说,10年后回头看,书中提及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原有的对于改革的一些共识不在了,对于历史认知的一些共识不在了,许多常识性的东西,重又被有意无意地颠覆了。焦虑症笼罩着社会,对话协商破局了,不同学术主张、政治主张的人,连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都难以达成了。
在秦晖看来,应该持守共同的底线。这共同的底线不是什么共识,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什么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要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学者钱理群将当下“共同的底线”概括为用公民的权利来制约公共权力。著名法学家江平则认为,“共同的底线”应该是依照宪法来治国。他强调社会的构成不应是哑铃式,极左和极右的力量都过于强大,而应是橄榄形,“中间比较大,社会的共识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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