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莫言目前居住的公寓虽是新房,但地处偏远,据记者了解该小区房价在每平方米一万八左右,在北京算是低价房,莫言居住的公寓估计有200平方米,则房价在360万元左右,占去他诺贝尔奖金的一半。
《燕赵晚报》评:即便是诺奖得主也住不进北京三环内。如同信仰一般存在的文学殿堂最高荣誉——诺贝尔奖,被五环秒杀了一半。莫言尚且如此,想想那些默默无闻的北漂一族,辛辛苦苦为北京作奉献,多少年了却连房子都买不起。没有住房,就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子女入学就成问题,这一代受的苦,眼看着又要延续到下一代。
在冷冰冰的事实面前,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星球上最耀眼的荣誉,还比不过北京小区的一间厕所的时候,大概年轻一代再去追求这种信仰的时候,就会感到很纠结。
《重庆时报》评:普通公众和莫言单纯比财富比收入比豪宅,自然有所偏颇。但放之于现实的社会系统之中,却使这种对比有了现实寓意。房价畸高让舆论诟病民众怨愤,政策持续不断地加力调控但效果不显。当房价高企让不差钱的精英人士都觉得心力交瘁时,民生质量的沉沦是可想而知的。
莫言的获奖不是童话,而是寓言。寓言与童话的区别在于,前者根植于现实主义的土壤,后者则是理想主义的想象。莫言未获奖时,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作家,但实际上莫言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90平米——这和普通人的蜗居差不了多少。而用奖金在北京买套大房子云云,则实实在在道出莫言渴望摆脱蜗居的心理。就算莫言,他都将安居之梦寄托于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上,草根民众呢?童话让人幻想,但终究是乌托邦；寓言让人哲思,但也增添了面对残酷现实的无奈与悲情。
最美红娘
新闻回放:武昌区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熊玲获得江城“最美红娘”金奖。熊玲从事婚姻登记工作9年多来,用“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等善意的谎言,让500多对夫妇主动取消了离婚申请。
《钱江晚报》评:有人说熊玲这是不务正业,管了不该管的事,有关法律法规对婚姻登记机构的职责和婚姻登记员的权限有明确规定,其中不包括调解离婚,婚姻登记员调解离婚属于越权。最新一个例证是广州市限量离婚,一天最多30对,想离婚的得预约,没轮到的得排队。
都是不让离,两者的差别就在于,熊玲是知道公权和私权的边界在哪里的,而限离只是一场行政干预的闹剧。熊玲是给了别人更多选择的权利,而限量离婚的做法则是剥夺了别人的权利。对任何人来说,婚姻都不是儿戏,熊玲的善意谎言只对那些心里有爱,一时冲动的人有效,对于那些感情已经破裂,无法生活在一起的人,基本上是无效的。
熊玲主动承担责任、背负社会质疑的行为带来的只有温暖,其中散发出的公权力久违的善意让社会为之动容。
《广州日报》评:如何让离婚不再冲动,是当下《婚姻法》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我国是离婚手续最简便、离婚最快捷的国家之一,离婚夫妇当场就可拿到离婚证。而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制度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和称谓在离婚程序中设计了冷静期或等候期制度。其目的在于给予双方当事人充分时间进行考虑,进行如协调或调解的活动,确定是否已不存在继续维持婚姻可能。
与其说熊玲是渎职,不如说是一位基层婚姻登记员对当下体制“离婚的程序过于简单”“没有离婚等候期”的自我反抗与个体修补。这件事本身反映出来的本质问题——现有的离婚制度让国人变成了最容易兑现离婚冲动的人。只有从制度层面尽全力挽救即将失败的婚姻,才可能让“好心”的离婚登记员,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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