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从鲁迅的《故乡》开始,“乡土中国”一直是百年来中国人绕不过去的情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让人们记住了苏南的开弦弓村,如今学者梁鸿的《出梁庄记》则让我们开始关注位于中原大地的梁庄。尽管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下,乡村已经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甚至连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变身打工者,淹没在进城大军的浪潮中。不过,某种意义上正如《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所言,中国社会依然是乡土的。
土地的黄昏
学者梁鸿又一次将我们的视线引向梁庄。这一次,梁鸿呈现了梁庄打工者的命运。《出梁庄记》主要人物有51位,散落在西安、广州、青岛等诸多城市。这51人中,外出务工时间20年以上的有26人,10年至20年的有15人,平均外出打工时间16.7年。
梁庄人向城市进军,这也基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同步。如梁鸿在书中所言,这51个人实际上是中国2.5亿进城务工农民的缩影。“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完整的中国。”
《出梁庄记》被认为揭示了一个“看不见的中国”。这些居住在环境简陋的城中村,干着蹬三轮、流水线工人等工作的梁庄人,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他们将在外打工称为“讨生活”,找不到精神依托,日常生活异常贫乏。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曾经将中国的乡土社会定义为“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只要村庄里有一个人来到城市,他的亲戚、亲戚的亲戚都会被带来。每个打工者聚居点,都以老乡为单位聚在一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也在以村庄的模式、以传统的社会模式建构一个小环境。
走出来的梁庄人下班之后最开心的事就是找老乡一块喝喝酒,聊聊梁庄里的人和事,梁庄在他们的心里是美好的,但毫无疑问,他们都不愿回去。
“每个人都是乡村的背离者,我们最终还是会把他们抛弃掉。”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中,梁鸿为我们展示了大量村民离乡后梁庄的凋敝:村里满眼是新盖的房子,但住在里面的只有老人与孩子,土地正在荒芜,垃圾遍地,村小学变成了养猪场。这是一个空巢的梁庄,也是没有精气神的梁庄。
这种凋敝似乎是注定的,土地不足以营生,外出“讨生活”不可避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这些梁庄人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而梁庄,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所言,也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近年来,有多本反思城市与农村关系的书籍。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以故乡村庄为立足点,考察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命运。对于故土,熊培云有怀念与厌恶两种复杂的情感,他深切地感受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张柠近日对旧作《土地的黄昏》进行了重新修订,这本书聚焦于已经消失以及正在消失的乡土世界。如《艺术世界》评论的那样,张柠在书中对农耕文明流露出感性的缅怀与理性的哀叹。作家江子在其散文集《田园将芜》中,呈现了一出出乡村悲剧:农民们向往城市,但进城的大部分农民,依然只是为城市输血的牺牲者,“他们根本无法与城市融合无隙达成谅解”。这种矛盾的状况,又促使他们迷恋乡村,抗拒城市。
巨变中的乡土
如果将乡土中国置于更漫长的时间里审视,它的凋敝早已开始。
鲁迅的《故乡》写于1921年,鲁迅以这段文字作为开头:“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也提到了“江村”传统经济方式的衰败。他将原因归结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各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的共同体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众多文学作品也写到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的进入对乡土中国生活和精神的影响,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林家铺子》、《春蚕》、《秋收》等都有典型的体现。
一些知识分子还通过自身认识,开展了一系列改造乡土的试验。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都可见这种努力。
如果说费孝通更倾向于将中国乡村的转型视为一种社会转型,是传统乡村社会在历经市场主义以及现代性冲击而呈现的秩序紊乱与调试,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乡村,则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提到了1978年后,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历程。在长城脚下的“三岔村”里,他目睹了人们为竞选村支书而暗地张罗,日趋复杂的婚姻和丧失快乐的夫妻,嗜好垃圾食品、沉迷电视的农村儿童,从务农转为经商后收入增加却疲于应酬、拉生意的村民……有评论认为,此书呈现了飞速发展的经济给人的心灵碾轧和无所适从的空洞感。
与梁鸿相似,来自美国的记者张彤禾同样将目光聚焦于外出打工者身上,只是她选取的是两位女性。在她的笔下,打工的理由似乎非常简单,“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在《打工女孩》一书中,张彤禾认为,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追求,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
《时代周刊》在评价此书时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大多数年轻女性选择外出打工,是出于离开农村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愿望。她们,比起其他任何一切,都更能代表当下的中国:一个正挥别乡土和动荡过去、拥抱光明但又忐忑未来的国度。”
变化也在乡村内部进行着,熊培云指出,有了互联网之后,网络开始对农村产生影响,它变得不再如过去那般闭塞。学者于建嵘也认为,现在农民想的问题,与费孝通当年调查的农民所思所想,是完全迥异的,“比如我们已经习惯了网络信息传播,大家不要以为农民不懂,我去农民家里一看,他们都在研究上网呢”。
他们也会向老板发难,争取自身权利。《打工女孩》就介绍,女孩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梁鸿笔下的梁庄打工者虽少了公开反抗,但她也提到,由于与老板的关系剑拔弩张,他们以怠工、偷盗、破坏、吵架、装糊涂、装傻卖呆、诽谤等方式来弥补损失,以实现他们没有得到的“正义”。这在梁鸿看来,是一股强大的暗流,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
乡土中国的未来
学者贺雪峰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是相对弱势的群体,优势资源都在向城市流入,他开始反思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如何维持。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也在对城市化浪潮下,农村越来越弱势的地位进行了思考:“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
余世存在评论《土地的黄昏》时认为,城镇化建设是当下的热词,“合作农庄”、“观光农业”等等“舶来品”也在被频繁提及,“但在我们这里,众多的中国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仍做着一次城市化的好梦”。
梁鸿也承认,这种城乡的差距或许是转型期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她同时认为,农民不应成为这一巨变中天然的牺牲品。她希望在城市化浪潮中,应先把农村变得更好,改善农村的社保、医疗、教育、环境状况,同时给予进城农民同等的市民待遇。
对于乡土文化,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梁鸿试图告诉读者:乡村,并不全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和保留。“从乡村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淳厚、朴素、亲情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才使得它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能够多少得以保留。”梁鸿说,城市与乡村都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需要一个同样美丽强大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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