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外舆论认为“鹰派”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曾认为,中国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绝不能等到“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2000年当张文木在传媒公开自己“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便在国外甚嚣尘上。
对于许多西方智库来说,中国军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有极为关切的、长篇累牍的分析评论。
但空军少将乔良并不喜欢被扣上“鹰派”的帽子。他认为,军人如果一味示弱,那么国家就没希望了；军人处处逞强,同样会损害国家利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调研咨询小组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俞邃分析说,中国对外政策中已注入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过去求生存、如今求发展的我国外交策略也不允许我国对外过于强硬。
美国文化中崇拜鹰,国徽,三军标识都绘有鹰的图影。历史上,鹰派在美国政坛几度起伏,但从未绝迹。美国鹰派倚重军事力量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作风,与美国国民十分推崇的“硬汉文化”十分吻合。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几次战争中一直活跃着鹰派人物的身影。
但中国不同,无论是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处理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中,中国鹰派的存在,往往是出于迫不得已或者保家卫国的考虑。
与鹰派相比,美国的鸽派主张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运用军事力量时更加强调理性。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其《国情咨文》中就提出:“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抓着一把箭。我们必须给予两者同样的注意。”
美国鸽派的这一观点与罗援不谋而合:“我长了一双鹰眼和一双鹰爪,又长了鸽子的头脑和心脏。我们是尚武,但是我们又崇和。”
“我们都应是国家利益派”
在国内,中国鹰派的观点似乎并非完全受到欢迎。
“对外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更加理性一些,既不煽动一些民族情绪,也要坚持原则。”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学家雷颐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对一些中国鹰派观点并非完全赞同。他甚至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军队掌握强大的武器,应该成为国家政策重要的执行者,但不该过分干预政治。
在微博上,罗援使用“国贼”一词把自己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谁是国贼”的质问让罗援应接不暇。不过,在舆论风波过后,罗援认为,网上还有不少理性讨论的声音,这也促使他重新思考微博“阵地”观点交锋外的意义。
“我看到秦晓的一篇文章,谈到共同价值观,有人问秦晓是不是公知,秦晓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说自己只是一种忧患意识、问题意识。而且他提出了不少问题,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卖国贼啊。”
罗援说,“不管观点谁对谁错,大家都在为国家思考,这就是一种忧患意识。”
当谈到茅于轼所说的“钓鱼岛不能产生GDP”的言论时,罗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军事家与经济学家的战略眼光不同,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实际上,美国鹰派与鸽派的观点“互补”让美国总统在确定国家政策时游刃有余:一方面保持温和的形象,能够尽可能地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坚定执行鹰派路线,迅速达到既定目的。
在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类似的积极效应似乎才刚刚显现。
“奉行和平的国家,友好并非示弱。奉行扩张的国家,强硬也并非好战。”在外交问题上,俞邃认为,所谓强硬和示弱都不能一概而论。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有一点可以确定,对外的强硬与否必须符合国家利益。
著名军史专家彭训厚少将则不主张把对外政策的两方分为鹰派和鸽派,而认为是在一种互相讨论中,为国家对外政策出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不管是军方的强硬,还是外交上的“韬光养晦”,讨论不需要明确的对错、是非。“对于国家的决策者,多方的信息、多元的意见、开放的舆论环境最好,这些都可以为公众和决策者提供选择和参考。”
雷颐也赞同这个观点,“对外只是一种方法,理性地看待和讨论对外问题,多方的观点可以不让公众的认知被误导。”
“在中国,我认为没有什么强硬还是不强硬,应该都是国家利益派,都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考量。如果是出卖国家利益,不管是不是强硬,那都是所不齿的。”罗援向齐鲁晚报记者表示,“柔中带刚、刚柔兼济,这就是组合拳。作为一个国家,对外上也要有这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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