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敏 袁晓春
烟台,作为鸦片战争后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自1861年烟台港正式开放后,迅速成为西方传教士由海陆进入山东及周边省市的主要登陆地点,传教士则以登陆地烟台为辐射地开展了一系列的传教工作,这其中也包括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促使近代烟台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快速发展,并因此而保留下众多与西方文明及传教士相关的历史典故与遗迹,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在烟台地区较有影响的早期教会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文化舶来品,最早正是出现在沿海城市,随基督教传教士传入我国。设立于蓬莱的登州文会馆就是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建,并成为我国第一所近现代高等院校,也是我国最早开设与博物馆课程内容相关的高等院校。中文的博物馆一词,源自希腊文Mouseion,意思是缪斯的神殿。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博物馆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为托勒密·索托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埃及亚利山大城创建。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出现于17世纪后期。而1753年,英国建成的大英博物馆,则是世界上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现代博物馆。中国的博物馆出现于19世纪后期,最初由外国教会创办,在山东半岛有登州文会馆博物馆、烟台博物苑福音堂等。通常传教士在基督教堂内设exhibition hall,译为博物陈列室,这实际上就是早期的教会博物馆。
1864年1月,美国著名传教士狄考文、郭显德等由烟台登陆,先后在山东半岛传教,并在蓬莱、烟台等城市兴建教会博物馆。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郭显德等出于传教目的,为吸引中国百姓进入教堂而建立教会博物馆,进而引导中国早期自主创办博物馆的诞生和发展。正如狄考文成立的登州文会馆最早引进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等一样,狄考文等传教士在山东半岛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科学文明。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主业,兴办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博物馆、聋哑学校——启喑学堂、医院、印刷厂等各项事业为附属品,伴随而来的是山东半岛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快速建立及发展。
狄考文(1836-1908),美国著名传教士。1863年自美国乘船,穿越太平洋,历经波折,前后历时半年多于1864年1月由烟台登陆,后抵达山东登州(蓬莱),在登州城北部观音院建立教堂,开始传教。于1864年建登州文会馆,从早期的小学、中学,直至1882年被美国长老会批准为正式的高等学校。
狄考文曾被授予神学和法学博士学位,其知识丰富,视野广阔,在诸多领域颇有建树。狄考文作为教育家,筹办中国最早的高等学校——登州文会馆,出版了《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专业书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先后任教于16个省的高等院校,为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留下独特的一页。
作为传教士,他主持翻译了中文版《圣经》,为当代版《圣经》的前身,其影响深远。他出版了外国人学习中文的专著《官话类编》(Mandarin Lesson),为近现代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他将电灯及电力设施引进中国,这应该是中华大地上最早一批点亮的电灯和电力动力设施。此外,狄考文等传教士,给山东半岛带来了压水井、自行车等先进工具。毋庸置疑,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以教会博物馆为平台向当时的中国传播了近代科学技术。
狄考文
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不仅设立博物馆,同时还开设与博物馆课程相关内容的教学。从目前发现的史料考查,登州文会馆开设的博物馆内容科目,是目前中国近代学校中最早开设含博物馆内容的教学课程。登州文会馆的博物馆内容教学课程据《文会馆历史三:学科》记载:“文会馆章程,原定为正备两斋,正斋六年毕业,分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历史、理化、博物暨性理、天文诸科。”从已发现的登州文会馆史料检索,在早期登州文会馆的课程中,其10个学科分为:一、修身；二、讲经；三、中国文；四、外国文；五、历史；六、算学；七、博物；八、理化；九、法制；十、心理学。涵盖博物馆教学内容的博物学科位列第七位,其中包含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广博物志、百兽图说、观物博异等。教授博物馆内容的外籍教师有柏尔根、维礼美森等人士。值得一提的是柏尔根博士,曾任登州文会馆第三任负责人,除传教外尤其擅长教授博物馆内容课程。曾在文会馆内“取草木鸟兽昆虫矿石数千件,罗列一室,作为动植物标本,学者便之。”柏尔根所采取的这种自然标本的陈列方式,也成为中国早期自主创办博物馆展陈的模仿类型。
柏尔根
狄考文最初在简陋的教堂中设小型博物馆,因陋就简开拓学生和登州百姓的视野,同时作为一种传教手段,吸引百姓来到教堂。1886年,狄考文建起西式楼房,新教堂正式投入使用,据《文会馆志》记载:“博物陈列所建于学堂之前,此馆内之大概情况也。”博物馆后面为教堂,此外在登州文会馆内设立藏书室、阅报室、物理和化学实验室等,还设有观星台(天文台)等设施,同时文会馆内还配有洗澡间、发电房等附属设施。
据狄考文的夫人艾达记述:“登州举行府试时,大批学子涌进城里,希望获得生员资格,这种资格是官场必经的晋身之阶。考生中很多人听说过外国机器的名声,都要来证实一下,因此狄考文博士常常就在考生们无事的几天里和他们在一起。最后,和这些人打成一片的效果非常好,于是就找到了一个地方以便把他们集中起来,这种办法也用于中国新年,那时所有城镇和乡村都有休闲娱乐。在《官话类编》有了收益之后,他就用这些钱建造了一个大博物馆,入口开在街面上。博物馆的一半是是个大讲堂,大讲堂可以搞成暗室,以便放立体幻灯或电影。不过,这个大讲堂一般还是用作讲堂,进来的人可以坐下来听道,同时,先进来听经的一帮人有专门助手领到里面的屋子参观。里面的屋子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神奇啊!在这里,一个人用一只手转动一把小曲柄,磨谷物就像一个妇女或一头驴子费更大的力气在石磨上磨得一样快。在这间屋子里,有些箱子放着鸟的标本,四周墙上挂着各种动物的图画。更令人们惊奇的是这里有一个人摇动大曲柄,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使一辆小铁车先在顶部发出火花,然后围着屋子在一条循环铁轨上奔跑。他们觉得奇怪,如果那个人拖着这辆小铁车在地上转圈不是更容易么?这件屋子头上有一台柴油引擎,无疑使人们感到惊奇,一台“令人毛骨悚然”的机器,的确使他们感到震惊。很多难以诉说的事情,都使人们惊讶不已。这间屋子参观完了,这些人被引导着从另一个门出去,当汽笛鸣响表示该下一帮人进来的时候,这些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他们称这种参观为‘开开眼’。”
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至潍县,其留下的教会博物馆仍然吸引登州的各界人士。据1909年长老会山东差会的报告,通过这个博物馆,每年有12000人进入教堂听到宣教。
狄考文在长期的中国生活中,与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他在晚年给朋友的信中曾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狄考文先后在山东从事传教与教育工作长达45年,死后埋葬在烟台毓璜顶长老会墓地,可以说狄考文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近现代教育事业、博物馆公益事业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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