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
“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新形式。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既是启蒙之路,也是救亡之路。没有启蒙,就不可能在时代意义上拯救中华民族,从而也就谈不上从根本上完成救亡使命。没有救亡,也不可能在民族性维度上拯救中华民族,启蒙也势必会失去依附其上的载体。
如果说西方人强调“己”,那么中国人则强调“群”,他们各有千秋,都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其实,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群己关系应该是互为中介、相互为用的。无论是个体优先还是群体优先,从历史上看都存在着一定偏颇,导致负面后果。
“中国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一种“合取”,即在保障个体权利基础上捍卫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和神圣性。
应该说,文化的自觉从晚清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在文化受挫的背景下,这种“自觉”表达为文化自卑而不是文化自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特别是现代化本身的局限性的逐步显露,西方人越来越发现以往被他们斥为落后、愚昧、封闭、停滞之象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包含的拯救的可能性。另外,随着中国对殖民统治的抵制和摆脱,特别是随着国家的独立和逐步富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开始由自卑转向自信。
“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新形式。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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