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肖龙凤
在更换开会地点、对外严守开会时间的“绝对保密”的情况下,6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召开了成立后的第一次年中会议。
这是一次“闭门会议”,谢绝媒体围观。
从5月13日网络知名爆料人周筱赟发帖指责“社监委是红会的公关部”开始,社监委就陷入澄清、封口、秘密行动的被动中,在这一场略显手忙脚乱的“信任危机”里,社监委似乎在远离监督红会的“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成立初衷。
这次“闭门会议”成为一个转折,使得社监委态度大变,并明确了“尽量与公众多沟通”的原则。据齐鲁晚报记者采访了解,这次年中会议商讨重启对“郭美美事件”调查,并讨论舆论漩涡中的社监委如何面对公众及今后的走向、自身定位、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
不管怎样,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红会社监委是决定走向“开放”了。
态度冷热间转变
只是一个下午,红会社监委的态度就来了一场冷热间的转变。
6月9日下午,红会社监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年中全体会议如期召开。在这次“闭门会议”上,明确了“尽量与媒体、公众多沟通”的原则,会后,甚至有不少委员爽快地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这和之前社监委对媒体严防死守、临时更换会议地点、多位委员婉拒齐鲁晚报记者采访形成极大反差。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社监委每年定期召开两次会议,并对媒体开放。然而6月7日,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9日下午会议过程不对媒体开放,会后当晚将举行媒体见面会,可以参加。
到了9日上午,黄伟民又称,媒体见面会取消,年中会议内容将通过微博发布。
这让一直苦苦寻找开会地点并对会议有所期待的各路记者“既无奈又愤怒”。
一位委员事后向齐鲁晚报记者解释说,会前发现不少记者到场后,社监委临时决定换个地方开“闭门会议”,“主要是怕光顾着回答记者提问,一些原计划讨论的事情没法讨论,会议不知道何时能开完。”
9日下午6点左右,长达4个小时的年中“闭门会议”终于结束,委员们开始陆续接受齐鲁晚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多位委员透露,会上通报了郑静晨因工作繁忙辞去委员一事,翟晓梅委员在国外未能赶回,实际参会委员为14位。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介绍,此次会议照例邀请了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红会秘书长王汝鹏等红会领导列席,当面提出意见、建议。
委员张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会上多位委员提出社监委要与媒体、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互动,这一提议得到认可。社监委以后将作出两方面改进,一是类似会议在召开过程中就邀请感兴趣的媒体、公众参加,二是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根据社监委委员、媒体以及公众的需求,可以每月召开通气会、交流会。
“我们的讨论非常热烈,大家都非常认真。”张勇说。
社监委原新闻发言人王永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为了增加社监委工作的透明度,(年中会议)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了调整,以后或将定期召开媒体沟通会。”同时他表示,自己不再担任新闻发言人,而暂时保留委员一职,但不再就社监委的工作接受媒体采访。
制度建设“计划”
9日晚近8点,红会社监委微博简要发布了会议内容:“今天下午,社会监督委员会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了2013年中期会议,会议总结了上半年工作情况,讨论了下半年工作计划,研究审议了重要事项。”并提示媒体见面会推迟到6月14日召开。
对于是否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一位委员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与6日晚的预备会讨论结果一致,年中会议亦建议红会就新出现的证据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社监委欢迎媒体或公众继续提出新的证据,以向红会提出建议。
张勇说,目前社监委仍然侧重于建章立制、搭建好平台,为更好地开展监督工作打好基础,社监委接下来的工作仍将着眼于一些制度性建设。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被质疑后,他“很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对于“请辞委员的事”,他认为“真正做好这一件事情后,才能对公众有一个交代”。袁岳说的这件事,指的是推动红会对所有公益项目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估体系,包括财务评估、成效评估和技术评估等。为避免产生关联,他的公司不参与任何红会的评估项目竞标。
目前,红会已承诺在接下来的博爱家园和芦山重建这两个项目中启动第三方独立评估体系,袁岳说,这在国内公益项目中走在了前面。
“媒体盯得紧也是好事,原本没想到这事能推行得这么快。”袁岳说。
袁岳说,过去委员们都在各自专业领域有所建树,也挺自信,现在经受了这一轮质疑,大家都感觉有所成长。虽然目前与公众的预期还有一定距离,相信经过努力能达到要求,这是委员们继续开展工作的一个动力。
陷入舆论漩涡的王振耀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14日的见面会上,社监委将传达向公众征集人员、组织结构意见的意向,邀请公众参与到社监委的建设中。
“目前红会是官办公益组织中被骂得最惨的,也是最有改革动力的。如果这个组织都能有所进步,其他组织就没有理由不进步。”袁岳说,“只要每个人都做好一件事,加起来就能推动一个体系的进步。”
对于社监委,袁岳曾表示,社监委不具备完善的机制,但委员们希望在评估监督红会方面做些事情,贡献一点智慧,没人想从红会得到名声和好处,“这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其实,6月6日晚,社监委举行了一次静悄悄的“预备会议”,当晚有8位委员参加。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监委委员透露,在当晚的会议上,委员们提出取消发言人制度,今后每个人都有权代表自己发言。有委员建议将社监委改名为“监督咨询委员会”,但最终结果是没有通过,因为有委员认为:“不能因为有质疑就改名字,那工作就没法开展了。以后可能会成立专业的咨询委员会。”
还有委员提到,红会社监委的工作不能只是简单就某项事件进行监督、调查,而是从源头上,如立法、项目、政策规划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推进,搭建起体系化、制度化的平台与规则,为以后更好地开展监督工作打好基础。
这个活儿不好干
6月7日深夜,身在广州的周筱赟有些犹豫,要不要飞去北京参加社监委这次年中会议?
他迟迟拿不定主意,一是他根本不知道社监委的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被社监委列为“机密”,甚至还“有纪律不能告诉媒体开会地点”,二是此前一天,社监委委员刘姝威在微博上发言,“周筱赟列席社监委会议的前提条件是周筱赟学会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常识和基本原则,公开向张勇道歉。否则,周筱赟休想进入会场,我会在会场门口等着他,我说到做到!”
这让周筱赟大跌眼镜,在他眼里,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一向是很正派的形象”。
这时的周筱赟和社监委的“战火”早已从最开始的辟谣、澄清模式全面升级。
事情开始于5月13日,周筱赟当日发帖称“社监委是红会的公关部”,口水战由此引发。当晚,委员王永即在博客上对周筱赟的质疑作了八点细致回应,有澄清、有道歉。
14日,他的受访内容见诸报端,他称自己“被误伤”,但随即,其余委员就集体“被封口”。
5月14日,周筱赟再次爆料:“刚才红会和社监委的不同内线分别告诉我同一事实:为防止泄露内部机密,社监委全体委员被要求集体封口,不得接受任何采访,否则严惩。”
这一点似乎从受访委员的表现里被证实。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电话中对采访请求反复回答“再说吧”,袁岳、王振耀、刘姝威等公众人物也缄口不言。在记者多天的电话采访中,有的委员直接表示“6月9日之前不能接受采访”。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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