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有自我修复能力,每次大破坏之后都会启动大发展,活着吃力,却在用力地活着。秦代焚书坑儒后出现的汉学,就是文化复兴现象。近代以来,国学在西学冲击下衰落了,如今也在修复中,积攒着重新站立起来的后劲。 西汉流传的许多经书是老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但秦火并没烧绝民间收藏,坊间不时地发现先秦经典。人们各持不同的底本经解,分化为古文派与今文派,逐步形成了两种国学建设思路。 古文派重考据,倡导“我注六经”,习惯“照着讲”,敬畏传统,研究方法接近西方的实证主义。最为极端的古文派出在清代。满族统治者有文化弱势者的敏感,用文字狱节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学者不敢明言独立观点,于是就埋头研究古学,出现了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等小学大家重视知识考古,迷恋于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重视经师经说,讲究“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学风朴实,也称朴学。 汉传《诗经》的齐、鲁、韩三家属于今文派,讲究“微言大义”,不墨守圣说,甚至曲解原文,借典说己,是宋学之前学。宋学的标志性人物当为程朱。泰山学派也属于这一文脉。他们重义理,习惯于“接着讲”,推动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试图在阐发引申原义中,建立高明悠久的“无疆之学”,“大其心则可以体天下万物”,有吞吐天地、“六经注我”的鸿儒气概。 宋代的文治社会特征,促进了宋学的发展。赵匡胤原为后周部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柴氏孤儿寡母的天下。《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就是受到礼遇的前朝帝王后裔,但终归当了造反派。武夺天下的宋主深知有叛将而无叛州,大行抑武扬文国策,促进世俗教育,开科取士,使贫寒学子有了晋身之阶,门阀与释道的影响力萎缩。 汉学影响了后世严谨的学问家,推动了文献学、文字学的发展；宋学影响了后世活跃的思想家,推动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以《论语》为例,汉学以郑玄《论语注》为代表,宋学以朱熹的《论语集注》为代表。 汉学重知识,宋学重思想。用牛津、剑桥两个大学的特色来解说区别更有趣。剑桥人常问:“你知道什么?”(What do you know?)牛津人常问:“你思考什么?”(What do you think?)前者重求知,后者侧重求道。剑桥出了88位诺贝尔奖得主,对科学影响更大。牛津出了30名首相,对社会影响更大。在英文中,牛津、剑桥两校有个合体的专有名词,“牛桥”(Oxbridge)。知识与思想交融起来最好,一加一大于二。 回到国学中说事儿,知识色彩更浓的汉学与思想色彩更浓的宋学都有弱点,前者的极端是原教旨主义,自维性强,扎实而不开明；后者的极端是自由主义,随意性强,开放而不稳定。在汉学的积淀中创新,在宋学的创新中积淀,可成合流大势。喜欢知识要多些批判精神,喜欢思想要多些敬畏之心。知识是阳,思想是阴,平衡才好。晚清股肱重臣曾国藩是理学经世魁首,“崇宋学之道性,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做得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