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晚上当街摆摊的“小贩”身份却是管理小贩的城管人员,这一充满戏剧性的身份变换,被期望以此换位思考的武汉城管部门称为一场“卧底”行动。
但这样的解释很快淹没在质疑的口水中。
这并不能阻挡武汉城管几年来的“创新”执法尝试。无论是“眼神执法”、“举牌执法”还是“下跪执法”,支撑这些频繁变化的执法方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大幅改变武汉市容市貌的“城管革命”,这场“革命”一度上升到决定当地官员前程的政治任务高度,而取得让部分市民和外界评价认可的效果。
种种尝试,都被看做是城市管理者迫切改善自身形象的冲动。
然而,这样的冲动,常常遭遇质疑的声音和不被小贩们领情的“矛盾难以调和”的尴尬。
没有标准,很多时候只是地方政府说了算。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尴尬的背后,是政府过度管理和城管执法标准的缺失,更是城市管理制度改革的缺位。
这一切,不是“卧底体验”就能解决的。
“社会认可度很低”
6月18日下午,“卧底”之一的城管桂文静坐在洪山城管局接待室的沙发上,双手很自然地放在两边扶手上。他看起来已经不像上午新闻发布会上一样局促。
就在几个小时前,在另外一个大会议室,正襟危坐的桂文静和他的搭档杨希面对来自省内外的20多家媒体,本来要按照城管局宣传负责人的要求,讲讲“卧底摆摊”的经历,但这场安排好了的“讲故事”刚开始,便被本地一家媒体记者突如其来的质疑所打断。
这几个质疑很快被宣传负责人挡了回去,之后,在一片相机拍照的咔嚓声中,眼神中带些紧张的桂文静用手扶了扶话筒,开始了时断时续的讲述。最终,在宣传负责人的提醒和帮助下,发布会匆匆结束。
下午的谈话没有多少火药味,显然,桂文静看起来更喜欢这种温和的交谈氛围。对于齐鲁晚报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几乎都没什么犹豫。
“说实话,开始想的是锻炼一下自己的勇气和人际交往能力。”提及自己摆摊的缘由,桂文静说,他认为自己的性格有些内向,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便有“摆摊锻炼自己”的念头,且由来已久。
不过,这个原因在官方发给齐鲁晚报记者的日记中,只字未提。
根据日记中的说法,作为管理者,为了了解小贩群体的生存状况,桂文静“突然”想到能不能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进行一下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的想法确实有,多年的城管执法活动早已让桂文静发现,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多么光荣,“社会认可度很低。”
这似乎很有道理。几年前在查处一起违法建设时,桂文静曾被违建户砍伤头部,缝了好几针。
一位跟他共事过的同事对桂文静评价“平时工作认真负责”,理由之一是桂文静曾在武汉洪山区建设乡——一个位置偏僻、条件艰苦的地方坚守多年,“作为一个年轻人,很不容易。”
其实刚开始时,对于城管工作,桂文静并没有多少了解和想法。2003年,本来准备参加司法考试的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城管系统的考试,“没想到考上了。”四年后,他最终还是通过司法考试。
工作的认可度让桂文静始终感觉“纠结”,这种对工作的矛盾心情清楚地交代在日记中:“你管吧,他们的生活确实不易。你不管吧,按照我们的规定又不行。”
按照桂文静在日记中的说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想到出去练摊的。
于是,在另一篇日记中,桂文静邀请了自己的同事杨希,一起向洪山城管局的李书记和赵局长进行汇报,告知了他们的想法。
城管“创新”探索尝试
根据日记记载,当桂文静和杨希把“练摊”的想法汇报后,领导很快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至于原因,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扬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桂文静的建议跟目前他们局进行的治理占道经营方面的工作,存在“思路上的一致性”。
赵扬坦言,“尽管洪山区城管局在管理小摊贩方面做过多方面探索,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缺乏对他们的了解,以致工作效率不尽如人意。”
桂文静提出的“体验”想法让赵扬和城管部门意识到,这或许能够更好地了解小摊贩心态,从而对下一步的管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赵扬一直向齐鲁晚报记者强调,此次体验活动只是该局日常众多创新性探索工作之一,“没想到会影响这么大。”
武汉城管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确实做过不少探索。从2009年的“眼神执法”到成立“女子城管队”,再到2012年的“卖萌执法”、“举牌执法”,甚至今年还出现了“下跪执法”。自2011年来,整个武汉都在推行一项将武汉市建成“全省最优,国内一流”乃至“比肩京沪”为目标的“城管革命”,这对各区的各种创新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城管革命,各区城管局都承担着很重的考核任务。”武汉城管局一位官员表示。
桂文静所在的洪山区城管局此前最出名的,当数被称为“最美城管”的老城管杨维勋。2010年9月一天,推着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在鲁磨路一带巡查的杨维勋被人拍了照片发到网上,这个十多年来一直靠着“耐心劝导和微笑教育”进行执法的老城管,在临近退休时终于被发现。2011年初,杨维勋成为武汉市城管局首个“城管执法模范”,更是洪山城管学习的典型。
杨维勋被当地城管局认为是“柔性执法”的代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洪山区城管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当时他们实行的柔性执法主要就是“杨维勋亲民工作法”。
“他脾气好,特别喜欢跟人聊天,从来不跟人吵架,这条街上没有人不认识他。”谈及杨维勋,一个卖耳机的小贩滔滔不绝。
对于杨维勋的事迹,同属洪山城管局的“优秀党员”桂文静应该不会陌生。
不管怎样,这个“创新性”的想法,经过领导批准,便已经不再属于桂文静一个人,而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尽管二人在“卧底体验”过程中,并未跟上层领导有过太多交流。
“执法方式频繁变化的武汉城管背后,是城市管理者迫切改善自身形象的冲动。”当时有媒体如此认为。
被质疑的日记
如果不是“卧底”在6月15日意外曝光,这个原本被称为“高度保密”、只有局内少数几位领导才知道的计划,将继续执行。武汉城管局一位官员以一种遗憾的口气说,他们原本设定的计划期限是两个月,“本来打算体验完成后,做成总结的。”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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