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3年06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
 【PDF版】
|
|
|
 |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
|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正是在黄万里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择善固执这个精神遗产的力量。
“择善固执”的意思是,朝着选定的正确方向,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以毅力、恒心和决心来完成。这个词出自《中庸》对“诚”字的解释:“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择善与固执组成一个固定词组,重点在于强调择善之后需要固执。
这个成语让我想起黄万里。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早年毕业于唐山交大,1933年赴美专攻水利。1936年美国密西西比河爆发特大洪水,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至出海口。在洪水滔滔的漫漫长途中,他深有所悟:“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而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促使河床演变。1937年黄万里学成归国,先后在四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实践中他进一步认识到: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之间的关系,是浑然天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正是这个尊重大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使他在1957年讨论黄河水利规划和三门峡建坝会上,分析黄河利害,力排众议,舌战群儒,直陈:在三门峡建坝“将造成泥沙淤塞”,殃及上游,希望纠正工程设计的错误。黄万里成为当时唯一的“反上马派”专家。他尤其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颇为不屑,认为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万里因而遭批判围攻,备受折磨。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开始蓄水拦沙。就在这一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区农民一批批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的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使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防洪大堤,往昔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土地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泥沙淤积同时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以上。40多万农民从富足的渭河谷地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徙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官员都为之落泪:“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就在事实已经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时,有人反而迁怒于黄万里,1961年他被下放到密云劳动改造,“所居半自地下掘土而筑”。“文革”中更是把他发配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然而黄万里并没有因此闭嘴,工程正式上马之后他又再三上书,多方论证,企图纠正行动中的错误。1964年,黄万里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和不能建造三门峡工程的理由。
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中央召开四省治黄会议,确定“排沙放淤……打开1-8号导流底孔”。这几个导流底孔,恰是黄万里当年在自己的反对意见被否定后,请求保留下来以备将来排沙用的。1973年,黄万里上书总理,说明必须以外加能量改修大坝,才能消除威胁渭河下游地区的潜在威胁,挽救八百里秦川。黄万里回忆道:“1973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热情治河者是一个大好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河方略。”沿途他写诗抒怀:“听罢毕家遭害苦,不觉簌簌泪交颐。暴洪肆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黄万里的学生党治国写道:“我们用三年的时间人为地制造了一个问题,然后再用数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制造的问题……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测社会实践的结果,没有预见就谈不上科学。如果所有像三门峡这样本可以通过充分的讨论获得科学预知的项目,都要通过代价惊人的实践来检验,那我们还要科学做什么?人民高薪养活的那么多科学家还有什么用?”
1980年,黄万里重返讲台,晚年仍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九十高龄,与采访他的作家徐刚言及治黄,老人仍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这个故事所展示的,是科学精神与盲目决策的冲突。黄万里的所作所为曾让很多人不解:哪有这样固执的人?然而正是在黄万里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择善固执这个精神遗产的力量。
福柯说:“或许,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这是说,在庞大的权力关系每时每刻都在规定着我们是谁的情况下,拒绝的可能与必要。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拒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上面的故事中,权力关系要求黄万里成为一个为三门峡工程欢呼鼓掌的人,他拒绝了,为此被剥夺了20年站在讲台上的权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