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沉寂七年之后,推出长篇小说《第七天》,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都能在书中找到影子,有网友评价此书像一部“微博段子集”,而同样反映现实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却引来好评,两者“待遇”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小说和现实到底又该保持一个怎样的距离?
2013年被认为是长篇小说“大年”,名家新作频出,并纷纷将笔触投向这个巨变中的社会。本报记者专访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艳梅,呈现上半年长篇小说热潮下的冷思考。
审视社会问题,追问社会病态的根源和本质
2013年虽刚刚过半,但从长篇小说发表和出版情况看,说这一年是长篇小说“大年”,应不为过。
记者:上半年的长篇小说,您比较关注哪些?
张艳梅:到目前为止,引起关注的长篇小说主要有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乔叶的《认罪书》、苏童的《黄雀记》、马原的《纠缠》、余华的《第七天》、弋舟的《蝌蚪》、姚鄂梅的《西门坡》、张翎的《唐山大地震》等。其中一些作品,如《带灯》、《日夜书》、《黄雀记》等,还有新近出版的王蒙写于四十年前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都不乏令人惊喜之处。
记者:您认为今年上半年长篇小说创作呈现怎样的特点?
张艳梅:整体上,有突破意义的作品,较前一年为多。一方面,从作家构成的角度来看,一些成名已久的资深作家,如贾平凹、韩少功、王蒙、马原、苏童等,纷纷推出各自的长篇小说新作；弋舟、乔叶、姚鄂梅这样的年青一代作家,也都有艺术品相不错的长篇小说问世。
另一方面,从小说创作本身看,这些作品中,相当一部分直面现实生活,对我们所面对的、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堪称复杂暧昧的时代,有着个性化的深度思考,并且以犀利冷峻的眼光审视社会问题,透过生活表象,追问社会病态的根源和本质。《带灯》、《日夜书》、《西门坡》等作品引人注目,颇获好评,原因盖在于此。还有一些作品,则侧重人性的挖掘和阐释,对人的独特处境的隐喻表达,对人物深层罪感心理的挖掘勘探,比如《认罪书》、《黄雀记》、《蝌蚪》、《唐山大地震》等。
《日夜书》直指知青的精神困境 《第七天》缺少诚意和痛感
马原的《纠缠》、韩少功的《日夜书》、余华的《第七天》引起了广泛关注,网上关于《第七天》的议论尤其热闹。回头看,韩少功始终坚持自己对生活、对文化的思考和追问,先锋作家们的转向则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完成。与此前的作品比较,这些作家新作的一个共同的艺术趋向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透视当下社会生活。
记者:韩少功的《日夜书》关注了知青群体,此前也有很多作家反复写过这一题材,《日夜书》关注的视角有什么不同?
张艳梅:韩少功一向被看成知青作家,不过,此前他并没有写过典型的知青题材长篇小说。我们一直说他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被他自己否认了。看来,不喜欢被贴标签的作家还真为数不少。
《日夜书》算得上是韩少功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知青长篇小说。知青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品累累,史铁生、梁晓声、张承志等人的写作,都在当代中国小说史上留下深刻烙印。作为一部具有强烈历史反思意味的长篇小说,《日夜书》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其一,是在艺术上的探索。小说叙事采用了回放和聚焦两种视角,不断游走于过去与当下之间,知青岁月与后知青时代互为镜像,历史与现实交互错杂,其叙事时空大大拓展。其二,与其他知青小说重在呈现知青的生存处境不同,韩少功的《日夜书》直指知青的精神困境。
记者:余华的《第七天》问世后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被认为与现实过于贴近,甚至有评论认为它是一部“微博段子集”,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张艳梅:问世不久的《第七天》确实引起了很大争议。我刚刚读完这部作品。说实在话,对于余华的这部新作,的确感到失望。我一直认为,余华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是非常优秀的经典之作。
余华给我的失落,始自《兄弟》。尽管也有很多学者喜欢那部小说,我对《兄弟》的下半部分始终不太接受,觉得不是余华的水准。《第七天》,同样我觉得不是余华的水准。问题不在于作品过于贴近现实,作品贴近现实并没有错,关键在于作家究竟是何种写作心态、以何种艺术方式去关注、表现现实。之所以不喜欢这部《第七天》,是因为小说缺少诚意和痛感。余华对社会问题集中扫描,意在批判现实,借以表达“生不如死,人间地狱,死无葬身之地”的初衷,这一点,可见他的情怀依旧。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在于小说没有真正写出普通人背负的深重苦难,没有写出应有的感同身受的诚恳。小说在艺术上也没有体现出余华的水准,亡灵叙事,不是新鲜事物。小说以荒诞性意蕴,消解了严肃的苦难和疼痛,以旁观者姿态,消解了尖锐的反思和批判,这一点与《兄弟》下半部几乎如出一辙。
作家不能总是跟在生活后面、站在比生活更低的位置上
作为一个身处现实生活之中的作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表现社会生活,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在于,写作者究竟应该怎样去关注现实。
记者:处在现实生活之中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又该如何关注现实?
张艳梅:在与一位作家聊天时,我说,当下的写作者,大都不缺乏表现力,他们能把故事编得非常巧妙,把人物写得很生动,但是缺少判断力,缺少对历史、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性的独特发现和独立判断。也就是说,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如果缺少深广度和预判性,总是跟在生活后面,站在比生活更低的位置上,缺乏应有的思考探求和担当意识,就很难写出思想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记者: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同样是一部现实感很强的作品,却引来好评,为何它与《第七天》的“待遇”差别这么大?
张艳梅: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确实是近期内出现的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你问得不错,同样是表现当下时代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什么两部作品引起的反响截然不同?应该说,较之余华,方方的写作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精神的实质,且能以热忱诚挚的善意和沉重尖锐的追问,表达自己的批判立场和忧患意识。尽管方方的小说标题中强调的只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但她借助涂自强这一人物个案,写出了当下中国人一种普遍的精神悲伤。
作为当代中国的普遍悲剧,涂自强背后是无数姓名不详的跟随者。余华也写下了很多不幸的人,强拆、火灾、弃婴、车祸、卖肾、暴力讯问……都是近年来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些现象大家在网上、在生活中看得太多了,小说读起来没有震撼的感觉,世界不会在第八天重生,倘若作为实录,生活比这个更残酷。
记者:山东作家在上半年有哪些长篇小说值得关注?可否总体点评一下?
张艳梅:上半年,我基本没有读到山东作家的长篇小说,只有一部王方晨的《公敌》。《公敌》可以看成当代中国的政治寓言。小说整体基调凝重阴郁,乡村与城镇、贫穷与富有、腐败与奢侈、暴力与血腥、歧视与自卑、反省与救赎、死亡与绝望紧紧缠绕在一起,揭示出鲜血淋漓的乡村发展和堕落的过程。这一历史进程对于当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我们解读这部长篇小说的关键。小说中,佟志承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受难者,概莫能外。”“没有灵魂,这
是我们整个时代的病。”我想,这两句话,可以看成是作者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吧。
不会因写作长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文学界和出版界“扬长避短”提出批评,希望作家摆脱评奖和市场利益影响,让小说创作回到纯正的文学审美上来。
记者:有评论认为,长篇小说更能奠定作家的文学地位,导致小说有“长度崇拜”,这种创作倾向是否存在?
张艳梅:从文体上看,由于思想艺术包容量大,长篇小说一向被认为是表现民族历史、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里程碑,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也成为文学经典化的评价标准之一。就此角度而言,说长篇小说更能够奠定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是一种客观事实存在。
我觉得,我们既要承认中短篇小说的重要性,也没必要“抑长扬短”,无论长、中、短,作家总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文体去写作。至于评论界和出版界对长篇的热衷,各有其缘由,也不能一概而论。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推波助澜。近些年来,那些以小说家身份出现的获奖者,所依凭的,也差不多都是黄钟大吕式的长篇小说。现在每年出版发表的大部分长篇小说价值有限,缺少思想艺术独创性,大浪淘沙,这些作品不会进入文学史,也不会赢得读者的喜爱。所以,很多写作者轻视中短篇,一窝蜂地去写长篇,并不会因写作长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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