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连上代校长,不计任职时间长短,最有名者四人,依次为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胡适之。对他们的评价,民间有个说法最是形象,说两个是功臣,两个是功狗。最近又看到一个说法,也很精辟,说北大只有两根半骨头,蔡元培、胡适之、傅斯年也。
两种说法,均有来由,也自成道理。先说功臣与功狗。
1950年12月17日是北大52周年校庆日,台北举行纪念会,曾任北大代校长的傅斯年在演说中有几句话调侃自己,说蒋梦麟先生的学问比不上蔡孑民(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走下台后,蒋梦麟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过了三天,傅斯年在台北去世,十天后,蒋梦麟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忆孟真》以哀悼,文中披露了这件事。
从傅斯年的话里,可以听出,每个功狗侍奉一个功臣。还有一个情况是,这两对功臣和功狗,差不多是接续的。蔡元培当校长最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当上了,直到1927年。这期间,蒋梦麟曾三次代理校长。就是平日,蔡先生在校,也多是蒋先生办事。蒋梦麟1930年任北大校长,抗战胜利后,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离开北大,是四人里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
蒋梦麟离校后,1945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胡适还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校长。1946年7月胡适回国,9月赴任,直到1948年底离去,主事不过两年多点的时间。
这个说法,出自傅斯年之口,不光蒋梦麟多有感触,同时代好多人也是认可的。蔡、胡二人,最大的毛病是情面软。蔡是只要学生请托,不管是找工作还是出国留学,都会写条子介绍,以致民国年间,政府及学术部门的负责人,接到蔡先生的条子都不免头痛,不办吧,蔡的名气太大了；办吧,蔡的条子太滥了。多半是笑笑,且放在一边再说。胡的情面软,也是有名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他是没有办事能力的,盖因“长于妇人之手”,是寡妇母亲把他带大的,从小优柔寡断,没有刚强的意志。然而,这只是小的方面。在大的方面,蔡、胡二人的遇事有决断,决不因循苟且,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是他人难比的。胡适当面批评蒋介石及民国政府的官员,怕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后,当天消息传到重庆,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先生在日记里说:“午后接港电,谓蔡孑民先生于今晨十时逝世。闻之不胜悲痛。孑公貌似和易,实际上风骨凛然,为本党第一,此为余所深知者。”王世杰当过教育部长,更早点还是武汉大学的创办人,这话可谓知人之论。
再说两根半骨头。这一说法,源自台湾版的《王世杰日记》。没有提及蒋梦麟,却是由对蒋梦麟的评价引起的。蒋梦麟去了台湾后,长期担任农复会的主任委员,1964年6月19日病逝于台北。6月24日,王世杰参加蒋的葬礼,第二天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昨蒋梦麟先生安葬于阳明山,余送柩至墓地。余与梦麟相交四十余年。余觉其为人有坚强如勇士处,有柔懦如庸人处。在行政工作方面,彼能忍耐,亦能强项,是其长处(余于民卅八年力荐其为农复会主任委员者以此)。彼对政治,对私人两度婚姻事,均不免柔懦如庸人。故余尝言,北大只有两根半骨头,谓蔡孑民、胡适之、傅斯年也。”
蒋梦麟的事不必细说了。掌校十六七年而没有得到骨头的美誉,总是品格上有亏欠吧。之所以说傅斯年是半根骨头,一方面是说,资望上傅比蔡、胡稍差些且只是代理,时间也只有不到一年,再就是傅的功业,主要不在北大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台湾大学。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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