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来袭之时,中国处于边缘地带,而且处在自身经济周期的调整阶段,以结构改革为中心的增长方式转换早已提上议程。当时,中国迅即以财政政策主导应对危机,“4万亿”刺激计划的最重头是投资。这有助于稳定经济,但却延缓或抑制了关乎增长模式转换的改革；投资需要天量信贷配套,使刚露出下降苗头的资产价格再度暴涨,也使整个经济重新进入加杠杆过程。
由于国企在获得信贷等资源方面具有体制优势,危机后国企扩张迅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被压制和替代。在政府产业振兴规划的推动下,地方政府与国企行为叠加,直接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源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矛盾和问题,金融风险已经显现。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当下遇到的困难,正是去杠杆化和化解产能过剩所必须经历的痛苦。承受痛苦对领导者既是考验,也是使命。解决这些问题,稳定经济增长,不能回归过去粗放发展的老路,只能依靠结构调整的切实推进。(摘自《新世纪》周刊,作者胡舒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