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立强
不知别人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几岁,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的时候,那一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已过了这么些年,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我却至今念念不忘,历历在目。
那时我和外祖母住在济南槐荫区十一马路路东一个大院里,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的大门是两扇漆黑的木门,门柱插在两侧的方形石墩里,一尺多高的门槛插在门墩的竖槽里。我那时个头矮,每次跨过门槛都像是在艰难地翻越一道矮墙。
这个大院的房屋是我母亲的爷爷解放前花钱建造的,解放后被军管会收去分配给了大家。我外祖母住的是一幢坐北朝南一厅两室的平房,进门是一个厅,门厅左右各有一间,但这一厅两室并不归我外祖母一户所有,我外祖母住西屋,东屋租赁给了一户名叫范兆海的人家,门厅则由两家共用。
我外祖母姓贺,名绳梅,祖籍德州市平原县张华乡贺沟村,出生于1911年。我四岁那年她50岁,身高一米六多,椭圆脸,齐耳短发,经常穿一件自己缝制的蓝布大襟上衣。她学过裁缝,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平日里就给十一马路路口一家服装店加工服装。服装店揽来了活就通知我外祖母去拿布料,在家里做好了再送回服装店,返回家时手里便多了块儿八毛的加工费。我记得那时外祖母经常领着我去服装店要活做,而店老板则是经常回答:“没有,有了活一定会告诉你的。”
光靠做针线活不能养活我们祖孙二人,为了生存,外祖母还给人家带看孩子。她看的女孩叫莹莹,莹莹比我大3岁,听外祖母说,莹莹姐的爸爸是个穿军装的军官,在济南市委交际处工作,交际处是负责会议接待工作的,在社会上很有地位,莹莹姐的母亲在省立医院当护士。我刚记事莹莹姐的爸爸、妈妈就把她接走了,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像,是因为我外祖母珍藏着一张她扶着我拍摄的合影照片。
我四岁的时候是1962年,正赶上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都在搞“生产救灾”,外祖母裹过脚,因放开得早,虽不是“三寸金莲”,但行走仍有些不便,干一些劳动强度大的活力不从心,她就帮着左邻右舍干些裁衣服、织毛衣、看孩子等力所能及的活,人家给钱也不要。一个院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外祖母都是让我喊爷爷、奶奶、叔叔、婶子什么的。我记得三爷爷是个拉地盘车的,有时给罐头厂送货回来常带一些苹果皮、梨皮之类的送给我外祖母,外祖母舍不得吃都省给了我。
和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很温馨。我是她倾心培育的青禾,孤寂时的寄托,黑暗里的光亮,艰难面前的希望。而外祖母则是我遮风避雨的大树,她的怀抱是我歇息沉眠的港湾,她的关爱是我成长沐浴的阳光,她的教诲是我滋润心田的雨露。
外祖母在我幼小心灵里不可颠覆的印象就是头脑清楚,心胸开阔,豁达坚强。这一点也许是她从自己的父亲、冯玉祥将军手下的旅长、人送绰号“贺大刀”的贺云良那儿遗传来的。
记得有一次,外祖母领着我去城郊赶集。外祖母买了几十斤玉米,装进袋子里。她把粮袋放在路边的空地上让我看着,而后又转身想去买点别的东西,这时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趁机跑过来,抓起我身边的粮袋就跑,我用小手抓着粮袋子不松手,他就拖着我跑,我挣不过他只好松开手无奈地放声大哭,外祖母闻听哭声返回来时,那汉子早已扛着粮袋躲进人群跑得无影无踪。外祖母抱起我来安慰说:“不怪你,也许那人家确实揭不开锅了。”那时买几十斤粮食不容易,外祖母没白没黑地在灯下给人家做活,要攒很长时间的钱才能买这么多粮食,而且有了粮食也要掺着菜叶树叶之类的节省着吃。可外祖母转身就像真的忘了这事似的,从此再没念叨过。没了粮食,外祖母就每天出去捡能吃的东西回来煮着吃,省下好的东西喂我。
在我四岁那一年的夏天,和外祖母离开济南去了淄博,我父母那时在淄博市博山区工作。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走的那天是一个阴雨天,外祖母天不亮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收拾起早已捆绑好的行李要去火车站。
为了不惊动邻舍,外祖母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搬动行李轻手轻脚的。可左邻右舍还是听到了动静,家家户户的门都相继打开,涌出很多人来为我们送行。
外祖母很感动,看不出她眼里是不是含着泪,但那告别的声音里夹带出掩饰不住的哭腔。
同院住着的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叔叔用三轮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外祖母掏出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收,说:“你平时帮我们大家做了那么多事,我咋能要你的钱?”外祖母硬往他兜里塞,他就气急地说:“你这是在打我的脸。”我害怕地拽拽外祖母的衣襟,外祖母才把钱收回来。他很认真地叮嘱外祖母说:“到了女儿那边别忘了给咱院子里的人回个信,报个平安。”外祖母听了这话没再说什么,只是紧绷着嘴唇使劲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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