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建在老家的花园式别墅空着,一家人挤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在城市里摊煎饼谋生,却始终融不进这座城市,这就是平邑县油篓村大部分村民的真实生活。一个“家在何处”的疑问,道出了他们与城市生活之间的距离感。(详见本报A10版)
从油篓村村民的现状来看,城市的门槛对他们来说非常高。城市里的人需要煎饼摊,这给了村民们一席之地,但他们更像是城市里的局外人。像村民李兴普所在的上海,想要落户首先得满足居住年限、社保、纳税等多项条件,严格的评分制度更加大了获得城市身份的南都。虽然收入不错,但他却很难享受到与城市人同样的权益,尤其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等长远问题,城市的大门几乎是关闭的。
这些看似城市化了的村民,他们的生活并不那么体面,从心理上也难以摆脱流动人口的标签。就像52岁的李兴普,一家4口租住的10平米的小屋,还是托人才找到的；尽管收入不错,却连附近的公园都没有去过。村民们挣了钱,并没有改善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而是在家乡盖起别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城市没能给他们心理上的归属感,他们最终是要返回油篓村的。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要让油篓村的外出打工者,能够获得符合城市标准的各项权益。然而,油篓村村民现在的选择却说明,城镇化还需要更细致的政策引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城镇化,需要政策的制定者通过一系列的设计,把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出来。
上月初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全面开放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的提法,对留城不易、留村不甘的农民或许更具现实意义。我省的“十二五”计划也提出,争取用3—5年时间,使100个小城镇镇区人口达到3万以上。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通过产业、资金等方面的合理调配,油篓村的村民能够在附近的小镇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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