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联合体”在2013年度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首次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
时任国家卫生部主要领导在会上提出,控制大型公立医院单体规模扩张,鼓励探索医疗服务联合体等形式。“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医联体’模式应是让患者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重要途径。”
其实,“医联体”远非“万能药”。搞不好,还会成为大医院对小医院的“抽血”——病号、有潜力的医生等,“三级医疗体系”甚至可能出现更大程度上的崩塌。
解决问题的要点在于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在所有医疗资源中,最紧缺的莫过于医生,一位三甲医院院长就毫不避讳地表示,“专家当然是医院的第一财产。”
然而医疗专家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谈何容易?业内人士的共识是,关于医生执业的一些制度规定,严重阻碍了医生的合理流动。哪怕是“医联体”内部,医生也无法实现合理流动。
根据国际医学惯例,从事基层医疗的全科医生是个体或民营医疗机构工作者,自己本身是雇主,享受充分自主权和流动权。医生可以与任何医院签约,将病人自由转诊给其他专家和医院。医生与医院之间是一种流动组合的弹性关系。放眼国内,医生作为“单位人”,断不能“自由流动”。
年初全国两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直言,建设“医联体”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事制度,如果大家还认为只有专科医生是一流的,三流的人才去做全科,那就无法调动积极性；二是医保,如果医保能按基层、二级、三级医院这样一个总包体系去报销,自然会促进医疗资源的下沉。
徐凌忠也感叹,眼下,不同级别的医疗单位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体制,人事任命、财政补贴、医保报销等都是由不同层级的行政部分负责,在这种体制下,“医联体”的建设势必会受到各种体制机制的限制。
医疗资源不能下沉,也就意味着“强基”只能成为一种奢望。基层医疗力量不强,基层医疗机构又如何能够赢回信任?在医疗资源短期难有规模化增长的前提下,显然,需有牵头“医联体”的大医院尽到更多责任。
本报记者 李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