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中华书局引进的台湾高中必修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将进入全国近30所中学试点教学,这是台湾国学教材第一次走进大陆课堂。
与近年民国小学教材热一样,该书一出版就引发关注。出版界人士认为恰逢其会,因为目前国学教育需求依然旺盛,但大陆国学教育大多只停留在经典诵读层面,不及台湾那般课程化。
中华书局方面说,引进台湾教材只是一次试验。但它难得地再次引发人们讨论,这个时代我们怎样学国学?
那些题目
“难倒博士生”
请庄子代言“自然就是美”,请子路代言“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的广告是否合适?
“大启而宇,长发其祥”、“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来”和“室有芝兰春自永,人如松柏岁长新”三个对联如何对应乔迁新居、分店开幕和七十大寿三种情况?
这是网上流传的台湾国学教材中收录的部分考题。有人戏称,这些题目可以“难倒博士生”。
不过很快,大陆学生将一睹这些考题的真容。在台湾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首印1万册已陆续发往全国各地。
该书责任编辑王建介绍,引进台湾国学教材看似“突然”,其实“顺理成章”。2009年开始,中华书局就专门成立了“中华书局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从事经典教育出版和经典教育培训推广工作。
在王建看来,国学教育是一个终身过程,需要从幼儿园、小学抓起。大陆在国学典籍整理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国学研究领域也是“藏龙卧虎”,但“传统文化教育”则相对薄弱,没有固定的教材,也没有专业的教师队伍,高中阶段更是如此。
2012年,王建和同事们有了新的发现,一本高中国学教材已经在台湾地区使用了60年。2012年10月份,他们通过清华大学教授钱逊牵线搭桥与原教材总审定董金裕教授和原教材出版方台湾康熹文化公司联系,正式决定引进该书。
由于台湾地区的书籍都是繁体竖排,而且很多语言风格也与大陆地区不同,而教科书中“今人今事”、“历届大考试题”等板块也都是以台湾地区为例,需要进行全面改写,编校工作颇费周折。王建和修订专家字斟句酌,有时候因为一个注释要讨论半天,“一页纸上几乎全被红笔改过。”
为了让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在版式、内容上都做到相辅相成,方便教学,并提升印刷质量,本来预计7月份可以印刷完成的教材也延后到了8月份。
“为大学生
补中小学该学的课”
书出来了,然而对于国学教育的讨论还远没有停止。
台湾国学教材内容“充实”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国学教育的重视。台湾学者傅佩荣曾说,台湾没有“国学热”,因为从来就没有“冷”过。之所以国学从未冷过,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台湾从小开始的国学教育。
台湾的孩子大多从3岁起就开始诵读《三字经》。初中阶段,文言文会占到整个国文课文近60%。高中阶段,《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与《高中国文》则是同时教学。到大学后,国学课程仍是台湾许多大学的必修课程。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仲民经常往来台湾和大陆,对于台湾学生的国学功底深有感触:“台湾学生文言文基础好,对于历史文献典籍的阅读普遍比大陆学生好,而且学习态度认真。”
很多人都知道台湾歌手周杰伦所唱的《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意境悠远,传统文化韵味浓郁,而作词者方文山其实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在台湾,四五十岁的人对“四书”的内容普遍熟稔。以至于马英九在2013年3月份一场演讲中引用古语“数罟不入洿池”,并称源自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时,遭到台下听众“一片嘘声”。因为这句话出自《孟子》中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文坦言,大陆的国学教育显得薄弱,并且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教育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课题组副组长刘宇庭就表示,现在大陆中小学并没有统一的国学教材,大都是学校自编教材,从事国学教育的老师严重匮乏。国学如何启蒙、如何教学,在当前基本都是空白。
在此情形下,许多大陆年轻人的文言文基础可以说是苍白。不只是中小学生,连很多大学生的国学修养也十分欠缺。以至于有大学老师直言:“大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少得可怜,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为大学生补中小学时该学的课。”
国学教育缺乏
但需求很强烈
然而,国学教育的欠缺,并不表示学生们对国学教育没有需求。实际上,中小学老师、学生对国学、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渴望十分强烈。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黄胜说,2013年上半年,学校在高一、高二年级开设了国学经典导读的选修课程。每周一次,每次90分钟,本来课程计划招收30人,然而申请选修的学生涨了一倍,最后课堂上坐了60人。
于是,台湾《中华文化基础教材》的引入显得非常应景。在5月29日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还就中华书局引进该书向新闻发言人杨毅进行提问。杨毅肯定地说:“我们支持两岸加强交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两岸在文化上有着天然的亲近性,引进台湾国学教材不仅是对大陆国学教育的一种弥补,其实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两岸学术界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都“乐见其成”。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黄朴民认为,无论从出版还是从教学的角度,此次教材的引进出版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探索性典范”。
许多人都表示出了对这本教材的极大兴趣。黄胜说,华南师大附中作为试点,这套教材的课堂试用效果非常好。而在今年5月,贵州一中学校长一行5人不远千里赶赴北京,只为参加涉及该书修订的一场研讨会……
孙玉文教授坦言,这套教材的引进出版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与当下中国大陆国学、传统文化教育的“欠缺”有很大关系。虽然传统文化的教育不是靠一本教材就能解决,而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合力,但《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为大陆高中文化教育注入活力、引导学生学习和传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中华文化基础教材》 的前世今生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台湾“家喻户晓”。我国台湾地区从1954年开始,就在高中课程中安排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与《高中国文》并列,属于必修科目,内容主要涵盖传统儒家经典《四书》。
2006年,在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政策下,废除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为平息反对声浪,后将科目改为《论孟选读》,但由必修改为选修,教学课时也大幅减少。2011年,由董金裕担任召集人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大纲修订小组,将该课程由选修恢复为必选(基本等同于必修),将课程名中“中国”一词改为“中华”,从2012年9月起正式实施。
2008年,新华出版社将这套教材以《国学基本教材》为名出版,那次是大陆首度引进台湾国学教材。但是该教材并没有正式进入试点作为教材推广使用,而是作为了大众读物。
中华书局引进版教材与原教材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基本一致,《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分上下册,上册为“论语选读”,下册为“孟子选读”与“学庸选读”,面向高中学生进行分类讲解,分为22个单元,共计选入《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中庸》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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