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
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强力决定一切。社会美德让位给了个人私利,是非潜沉,公义不彰。
一百五十年前,那不勒斯,一个车夫被人暗算,花了好马的钱买了一匹劣质马。这匹劣质马不认路,只挑自己喜欢的路走,上坡时老摔跤,害怕爆竹和铃声,还曾被一群堵住路的绵羊绊倒过。车夫想到了一个保护他的黑手党,这个黑手党控制着马匹交易,向买主和卖主收取费用。靠着黑手党的保护,车夫上一年以一匹好马的价钱卖掉了一匹瞎马。可现在,那个保护人进了监狱。没了保护人的帮助,车夫只能买下这匹劣马。最后车夫感叹称赞保护他的黑手党,“他真是个伟大的人。”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迪戈·甘姆贝塔在《黑手党:不信任的代价》一文里引用了这个故事。故事里的车夫看上去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他称赞黑手党让他以一匹好马的价钱卖了一匹瞎马,所以他真“伟大”。这个故事在正常的社会里,乍看会令人吃惊,但还原到该车夫所处的社会背景里,似乎这种现象又很正常。
黑手党的兴起是因为权力的真空和普遍的不信任。根据帕顿的分析,那不勒斯之所以兴起黑手党,主要因为西班牙人统治下的分而治之的方法破坏了社会中的信任:从设法阻止商业发展和财富创造到操纵信息,从鼓励宗教迷信到以牺牲双方平等的团结为代价去建立垂直的服从和利用关系等等。但是,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够一代代存活下来另有原因。甘姆贝塔认为,首先是因为缺乏有效可信的司法和执法力量,其次是不信任的普遍性导致经济贸易的不可预测性。
“每个人都知道,西西里人不相信政府；对超过群体界限之外的人,他们也不信任。”由于经济落后,又关闭了多数公民发挥才干、表现良好行为的渠道,导致“一个人能为他的行为或野心确立的唯一目标就是超过他的同伴”。西西里谚语“同行是冤家”很能显示这种关系。由于没有值得信赖的中央政府,便不能够产生良好的市场竞争——不是要战胜对手,而是要伤害对手。这就是黑手党的行为,相互使用阴谋和暴力,“宝座”不断易主,“彼可取而代之”。
“西西里舆论趋向于把黑手党视为能以私人方式解决公共正义的人。”当然这种“公义”是在黑手党控制范围内的事情。车夫相信有了黑手党保护人,就可以解决以好马价钱买劣质马的“不义”问题。这种信任也正是对“政府司法”不信任的反应。据说在西西里,发生偷盗时,如果求助于警方,75%的情况是无所作为,15%能找到罪犯,只有10%能追回赃物；如果寻求黑手党帮助,只有5%没有成功。所以,对于个体来说,要么移民到其它地方,免受其害,要么顺应这种环境,投靠保护人。这是一个个体理性和集体非理性的困境。在这种困境里,车夫才会赞叹他的黑手党保护人真的伟大,心甘情愿付保护费。也正是在这种困境中,没有一个黑手党愿意凭借自己的力量来组建民主政府,因为政府信任是给每个人的,属于公共物品,不再为私人占有,更不能作为商品来出售。
对一个黑手党而言,提供的信任范围扩大了,“就很难检查受保护的卖主的所有交易,如果劣质货背着他进行交易,他的名誉会受损。”作为公共物品的信任,是一个秩序良好富有美德的社会必需的。车夫故事里的黑手党的信任只在群体内,而且是以私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为代价的。而只有通过坚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同社会的人才能够相互信任。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群体外”的也被当做“群体内”的来看待。信任是作为公共物品和社会美德呈现出来的,与之相伴的是经济繁荣。难怪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有本关于信任的经典著作,书名就是《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强力决定一切。社会美德让位给了个人私利,是非潜沉,公义不彰。车夫的故事,也是黑手党一再要提醒人们的:没有他的保护只能受骗。普遍的不信任和被垄断的“有限信任”,这似乎就是南部意大利贫穷落后的原因所在。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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