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珍梅
1900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受德国同善教会委托,在胶州街(今胶州路与易州路路口)建立礼贤书院。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的荣辱兴衰,从礼贤书院到青岛九中,这所学校走过了113年的沧桑岁月。因其办学严谨、师资水平高,礼贤书院开创初期即在齐鲁大地广为传颂。素有“院士摇篮”之称的礼贤为国家培养了“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初创的礼贤书院只收中国学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西方传教为主,西方国家在中国兴建了一批学堂。1898年,德国人Richard Wilhem(中文名字卫礼贤)作为同善会传教士来到青岛。卫礼贤来到中国后开始学习中文,接受中国文化,认识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受德国同善教会委托,卫礼贤在胶州街(今胶州路与易州路路口)建立礼贤书院,这就是青岛九中的前身。卫礼贤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想在青岛办一所师范学校,他期望着这里的学子学成之后,可以分配到青岛的各个乡村去,为所有的“蒙养学堂”做教师。初创的礼贤书院只收中国学生,招收学生21人,学制七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书院自定办学方针为“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因招生扩大,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书院又在上海街(今上海路)购地修建新校舍,校址延续至今。
书院设立德文专修科,卫礼贤主持编写了《德华课本》、《德华教科书》、《德华单字、语法、翻译》和《德文入门》,这是我国教育史上最早的中学德语教材。书院内,现代中学的理科必修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科目开设一应俱全。物理、化学课所用的实验仪器,动植物课所用的标本,以及地理课所用的地球仪和挂图,全部由德国本土输入。1912年,书院建起了理科实验楼。
校内藏书楼藏有国学典籍及外文图书共约三万册,订有各种德文期刊。藏书楼一改中国传统藏书楼不对家族以外成员开放的惯例,图书供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借阅。在图书门类和运作方式上,礼贤藏书楼均有别于旧式藏书楼,它承担了社会教育的功能,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图书馆之一。
聘请进士、举人、留学生来校任教
晚清的中国尚未建立起自然科学人才的培养体系,理科教师奇缺。书院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登州(今蓬莱)创办的文会馆,聘请了胜任理科教学的毕业生若干名。
1900年-1914年期间,先后在礼贤书院任教的国学教师中有前清进士2人、举人5人(其中即墨籍举人张显超、黄泽萼、张绍价三位在校并称“即墨三举人”)、贡生2人。建院初期的两位理科教师朱宝琛和刘永锡后被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聘为教授,另一位理科教师罗绳引则被山东高等学堂聘为教授。
进入20世纪后,西学渐盛,国门洞开,归国留学生和新式高校毕业生逐渐充实了礼贤的教师群体,担任数、理、化、生物等学科的教学。国民政府时期,除有礼贤书院时期的部分教师留任外,学校又先后新聘教师22人,全部是归国留学生或国内新式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此外,还有毕业于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等名校的优秀学生来任教,而常年聘请外籍教师任课一直是礼贤的传统。
同当时的许多全国名校一样,礼贤选用的教材水准明显高于一般学校。如高中数学直接采用国外原版课本,初中代数、几何课选用了高中教材,学校专设的“工程科”用的部分专业教材则由校长刘铨法和相关教师亲自编写。
艰难时期老师提出薪水减半
为弘扬国学传统,促进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卫礼贤在校内办起了尊孔文社。文社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内容涉及中国儒家学说与西方自然及人文科学。文社还举行“中德文会”,由前清名士和德国专业技术人员轮流宣讲,并吸收高年级学生参加。文社内一时名流云集。曾在文社讲学的逊清士大夫有学界领袖、著名书法家王垿、京师大学堂前任监督(相当于校长)刘廷琛、外交家吕海寰等。
中德两国学者上世纪初在尊孔文社内举行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为学校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然而,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11月日本占领青岛。学校停课半年,改为红十字会临时医院,接诊因战乱受伤的人员。为避战乱,很多居民逃离青岛。1915年初,学校复课时,教职员尚存不足10人,学生50余人。来自欧洲的汇兑中断,学校经费困难。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全校教师爱校敬业,主动提出薪水减半,更有魏理慈、高孟贤两位老师分文不取。书院惨淡经营,维持至1919年。
1919年,实业家周学熙(前清两江总督、山东巡抚周馥之子)出资将学校改为礼贤甲种商业学校,学制三年。1923年,民族纺织业受到日本厂商的巨大冲击,经营纺织厂的周学熙因资金困难,无力支撑学校,礼贤甲种商业学校遂难以为继。这一时期是礼贤历史上的蹉跎岁月。
1922年,日本政府将青岛主权归还中国。此时,卫礼贤已离校回国。同善教会任命德国人苏保志任学校监督。苏保志与董事会商定,改商业学校为普通中学,1924年以“青岛私立礼贤中学”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注册,学制按当时的教育部规定为四二制,学校经费由同善教会拨款、学杂费、校舍的租赁收入及胶澳政府补贴四部分组成。1923年,刘铨法担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学校经过几年的努力,渐渐走出了困境。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租界巡捕枪杀抗议日本纱厂厂主杀害中国工人的示威者,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礼贤师生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
素有“院士摇篮”之美誉
建国前,礼贤经历了两段艰难时期,然而即便是在生活困苦、物质匮乏、政治高压的困境中,全校师生始终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礼贤坚持教书育人的宗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爱国青年。建校百年,礼贤培育出了8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即毕业于礼贤。中国科学院院士曲钦岳、解思深、朱兆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秉聪、高从堦、谢立信、戚颖敏等科技栋梁都曾就读于礼贤。“院士摇篮”的美誉名不虚传。
王大珩,出生于1915年2月。1929年就读于礼贤中学。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父亲曾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1938年,王大珩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8年王大珩回国投身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1986年3月,4名科学家写信给邓小平,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而这也促成影响中国科技界的“863计划”。王大珩是4人之一。王大珩长期担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一职,为我国应用光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1999年9月,国家为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大珩是其中之一。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沉淀了113年的礼贤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鼓舞今人,滋养后人。
□刊前絮语 “移动”的文化
□徐静
“百年中学寻访”系列,做到今天是第十二篇,也是收尾的一篇。
历经113年沧桑的青岛九中,最令人称服的是,建校之初就特别重视师资引进。晚清尚未建立起自然科学人才的培养体系,理科教师奇缺,学校就聘请了数名归国留学生和国内新式高校的毕业生,此外还有毕业于北大、同济、南开、复旦等名校的优秀人才；为弘扬国学传统,学校还办起学术讲座,一时间,学界领袖、外交家、高校校长名流云集……这样的校风与学风,自然吸引学生纷至沓来。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留下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学虽非大学,但比大学更担承着教书育人的基础教育任务。尤其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现代教育为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技术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看这一所所百年中学——菏泽一中、安丘一中、烟台二中、济宁一中、淄博六中、济南一中、育英中学……它们一路走来,虽然坎坷,虽然艰难,但始终风雨兼程,积淀了自己丰厚的校园文化,传承着自己的办学精神,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才。
本期人文齐鲁B2版刊发了《历史上的山东人“下南湖”》一文,让原本只知道闯关东、走西口的编辑也长了一回见识。“闯关东”号称是世界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史,自清至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下南湖”虽然在人数上比不过“闯关东”,但它也是一段真实无比的历史存在:“据统计,自1927年以来,山东到安徽省的移民及后裔达百万之众,仅来安县就有十万多人,占来安县人口总数的20%。来安遍地可见山东人,例如一个近两千人的长山村全部是来自临沂的费县和平邑。”与山东人有过接触或交往的当地人对山东人的描述是:憨厚而宽容,朴素而爽直,朴实得就像一棵红高粱。其实,不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湖,其身后总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背井离乡开垦新家的山东人,他们到哪里就与哪里的文化相融合,传承着齐鲁文化的基因。难怪有人说,移民文化又称为移动的文化。人有两个家乡,家有两处地方,这种奇特现象,这些有意思的人群,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该牵扯到多少人的传奇身世,多少部血和泪的家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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