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因灾荒,或因兵燹,或为发展,几万山东人“移民”洪泽湖、高邮湖 |
| 历史上的山东人“下南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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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1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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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丽洪泽湖(资料片) |  | 在安徽来安县杨郢乡高郢村,采风团与“下南湖”的山东老乡交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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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风
知道山东人去东北吗?知道。不是有电影《闯关东》吗?
知道“走西口”吗?知道。有那么一首歌呀。
知道“下南湖”吗?不知道。谁下南湖?南湖在哪?
通过朋友发起的山东人“下南湖”调查采风活动,我才知道“下南湖”是怎么回事。原来,所谓“南湖”是指的洪泽湖、高邮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几十年间,山东人或因灾荒,或因兵燹,或为发展,奔到那些大湖周围去混日月或者奔前程。前后约计去了有几万人,而今天,在苏西、皖东几个大湖周围,山东人已经繁衍到几十万到百万人之间。
提起民国十六年,乡亲两眼泪汪汪
皖东来安,春秋时期名棠邑,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2年)始置建阳县,旋废。从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年)定名来安县。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刘少奇、张云逸、谭震林、邓子恢、罗炳辉等在此居住、战斗过。现有人口50万。
来安县移民文化研究会是县文联下属的一个民间社团组织,负责人叫李正德。李正德1966年出生。按说,这个年龄没亲历过当年的“下南湖”,感情也该早淡化了吧?可这位正德先生,却一直不忘他的老根,总想着念着他的老家——老费县。他的老家叫地方镇,是天宝山一带一重镇,后来新置平邑县,这里归了平邑。他说,老家那些年灾荒多,又加上鲁南土匪刘黑七多年盘踞,实在没法过,所以外逃的人格外多。
我们调查采风团一行十几人,驱车前往杨郢乡。出得来安城,不远便是成片的山岭了。其中一道东西走向的山脊,一直跟着我们的汽车“跑”。正德说:“这便是长山。”最初南下“大湖”的山东人无目标地漂泊,对未来充满了悲观和恐惧,谁想就遇上了这博大胸怀的长山,接纳了这些远方的来客。这儿有树、有草、有地,来者不拒,谁种了归谁。这才有了越聚越多的山东人。当然,还有洪泽湖、高邮湖那岸边的滩涂,无边的湿地芦苇荡,也一起向山东人敞开了胸怀。
很快,我们来到了杨郢乡。在这里的高郢村,路边的村委会房前,早摆好了几溜长条凳,围坐着十几位老年人。霍成明,66岁,高郢村人,原籍山东费县红山石村；许保全,也是高郢村的,原籍也是费县的,叫新庄乡东风村。许保全说,要是父亲活着,得一百零几岁了,60岁就死了。他说,父亲活着时常念叨:提起民国十六年,乡亲两眼泪汪汪。民国十六年,公历应是1927年,那年山东大旱,老家人多地少,许多鲁南人便逃了出来。
说这儿地广人稀,真也不假。就看如今的高郢村吧,地跨七八里地,方圆几十里,共十个自然村,才2700多口人,可见当年土地有多宽裕。所以,才有这么多费县人,还有苍山、郯城、滕州人到这儿定居下来。
梁红省,83岁,高郢村的贾郢村人,原籍山东费县许家崖乡大湾村。他是父亲领着来的。那年,山东来鬼子,大湾村靠大路,很不安稳,就逃了出来,鬼子的车不敢坐,一路走着来的。来时摊了些煎饼带着,吃完了便讨饭。连续走路,脚脖子肿得老粗,一共走了整九天,第十天到了这里。梁红省说父亲1947年去世时才40多岁,母亲活到80多岁。他们为什么奔来安来呢?原来,他姨早在这儿安了家。他姨怎么来的呢?这一下又追到了“民国十六年”。民国十六年,山东大旱,灾重匪多,在费县实在难过,梁红省的姥爷姥娘便带着姨们南逃了。他们是从费县“下南湖”较早的人家之一。有了他们,才有了许多的后来人。
几代山东人,百年创业史
费县,春秋时期叫费邑,战国时称费国。汉朝初年设置费县,属郯郡。现在的人口是80多万,是大书法家颜真卿的故乡。如今的颜氏故里,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老乡是如何“下南湖”的。
正德的父亲叫李明月,在兄弟三个中数老大,已经去世。正德的二叔李明喜,80多岁,他说他是民国十八年来的,那年他三岁。他说那时长山、月山周围没有人家,山上山下的地任你刨,任你种。
孟庆兰,88岁,原籍临沂东满岗山区,就是临沂城东门。76年前,她才12岁,来到了安徽。是日本人让她父亲干“先生”,红袖章都发给了,他不愿干东洋人的营生,才躲出来的。父母带着他们姐弟四个,爬山过河,来到了高郢村的石剑牌。1937年,一家人在这儿土里刨食地干起来,再也没走。孟庆兰有5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天是大儿子李振学陪她来的。李振学擅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李振学说他父亲要是活着今年该是86岁。他说那是90多年前,爷爷奶奶用担子挑着他大爷和一家人的家当一路讨饭来的。是啊,将近一个世纪了,山东人在这儿筚路蓝缕,开出了一座新长山,为安徽增添了一处新天地。
南湖遍地山东人
吕俊友高大魁梧,一米八几的个头显示着山东大汉的典型形象。他原来当教师,后来参加招干,如今是张山乡副乡长。
“乡长,你老家是哪里?” “费县的,薛庄镇盘石村。”虽然他们家到安徽已经70多年了,可说起家乡来,还是历历在目。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爷爷奶奶带着四个儿子逃荒下了“南湖”。还好,“南湖”有老乡,一到来安便在罗顶村安了家。如今,当年的第一代移民早已不在人世了,二代人中,吕俊友的大伯、二伯也已去世,剩下的是三伯和74岁的父亲。这个张山乡是原张山乡和长山乡合并而成的。据统计,原长山乡90%以上是山东移民,而原张山乡有近20%是山东人。
来到来安,有听不完的山东移民的传奇故事。
傅殿魁,92岁,小个子,也不胖。耳聪目明,跟他交流不费劲,说话不用高声。他说他老家是山东苍山县车房公社傅家大队——他还按原先的行政名称称呼着家乡。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家乡遭灾出来的。与之前下南湖不同,他是花5块钱买票坐火车来的。他说他这辈子啥也干过,当过4年的国民党兵。老人说,解放后,互助组、合作社他都积极参加了。那年出来卖地瓜干换的全国粮票,至今他还保存着,当做纪念。
孙伯才,张山乡沟滩村民,99岁。他的原籍是山东费县薛庄镇蒙山村。他来得更晚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坐火车来的。他1939年给当时的临沂地委和第十八集团军干过几年事,所以现在每月有700元补助,够用的。老人很知足。也许正是这种没有奢望的平和心态,让老人这么长寿。见他衣服干净、熨帖,问是谁给打理的,他说是自己。“自己能干,我不愿麻烦孩子们。”看,老人多善良,多么勤劳。他说的“孩子们”是指儿子媳妇,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说起“下南湖”,原来他的移民故事也有渊源:当年,他父亲领着他先到来安,因为费县一带是土匪刘黑七的老窝,为躲匪祸下了“南湖”。那年孙伯才6岁,他没有来。父亲在这里呆了十年又回了费县,而孙伯才的三哥没走,孙伯才1961年是奔他三哥来的。这样,孙家是两头都有人。“我在费县还有9个侄子。”孙伯才说。
在杨郢乡高郢村,在张山乡罗顶村,你到街上转转,到村民家看看,听到的是一色的山东话。来得早的已然过去90多年了,而年轻的全是在这里生这里长,咋就乡音未改呢?你说怪不怪?一点也不怪。他们说,这里山东人多呀。
不光来安,在滁州、在明光、在定远等地也是一样,常常会碰到山东人。1927年军阀孙传芳的队伍兵败如山倒,一股子山东人流落到江苏金湖县的白马湖,有的抢了船做了强盗,有的则打鱼、种藕过起了日子。这样,白马湖旁有一个大村子,到现在也全是山东人,全是孙传芳部队官兵的后裔。另外,淮海战役中,支前的山东微山、梁山农民,有的看上了这里的鱼米之乡,便留居在了这里。
人有两个家乡,家有两处地方,这种奇特现象,这些有意思的人,经历了无数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体验了背井离乡的艰难岁月,写就了一部部凝结着血和泪的家史,今天和大家一样都过上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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