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力
人生要读两种书,一本是文字写出来的,一种是脚步趟出来的。
孔子是教书的,照理说应该更看重知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在《论语·学而》中有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说,先要有好的行为,如果还剩下多余的精力,再学文化。似乎念书这档子事儿可有可无一样。不学道,如何行道?孔子的说法肯定极端,一向温良的他,很少如此偏执,看样这次是急了,不惜矫枉过正。孔子有孔子的苦衷,他的某些弟子学风浮泛,成了夸夸其谈的伪君子或者助纣为虐的坏蛋,招来老庄学者们的讥讽,声称“大道废,有仁义”。仁学成了沽名钓誉的雕虫小技,礼教从内部开始衰落,孔子能不激动吗?教育界有句名言: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孔子看到自己的弟子文过饰非,情急之下放出狠话,也可以理解。
《论语》曾记载孔子的无奈,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弟子们认为我有秘传内容,没有的,我的所有行为都展示在学生面前,我孔丘就是这样一个人。此话传达了一个重要思想:不要光注意老师说什么,他做什么也许更精深,行、走、坐、卧皆是道场,做、止、言、默都是教诲。无字之书是原色国学,“行”本“学”末,身教胜于言教。学生要有慧眼慧根,老师讲的东西你不满意,有时是因为你自己没悟透,老师没办法克服言不及义的困难,孔子曾以“予欲无言”来说明这个道理,万物在默然中生长,生命的精彩是在你不说话的时候出现的,而且你说不说它都会出现。即便是名言,也是“边见”,硬要说透是“惑取“,深度把握被叫做“无言明”,天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太多了,老师要有不言而喻的智慧,弟子要有心领神会的能力。不知我讲课的言外之意学生们是否领会?每次我都设计进去一点儿,可能因为做作,效果不大。
《论语·述而》中有一段孔子的自白:“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他说,在文化学习方面,自己不比别人差,但是在文化实践方面,自己还没有太多的心得。孔子的自谦说明修学容易修身难。“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将优秀知识内化为优良人格,这是获得学者资格的前提,学者首先是行者,只会说、不会做的读书人不是学者,还是学生。
钱文忠先生认为如今的“国学热”是虚热。虚的原因很多,最致命的是说得多、做得少,把国学讲成了故事,而且有些厚黑情节很阴险。王国维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批评说“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今专以知言”。一百多年了,只说不做、只想不做的毛病还没改,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改,是不是就改不了啦?梁漱溟认定“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这话表面上很浅,实际上很深。大众生活方式中的儒雅痕迹,是国学影响的主要示标。余英时深入论述过儒家的“形而下”特征。李泽厚视生活为历史本体,将中国学术特征概括为“实用理性”。刘述先三分主流思想——精神儒家为学统,政治儒家为政统,民间儒家为道统。这都是中国式的现象学结论。国学大于文本,包括行为方式、心性修炼等许多非话语内容,国学本体是学,不是论,离不开生活体验。从著述向行动提升是国学建设的质变。人生要读两种书,一本是文字写出来的,一种是脚步趟出来的。国学中有“道不远人”的守常之法,民间国学最生动,行为国学最要害,只徘徊在理论与宣传中会产生精神泡沫。想法(理论)重要,说法(文本)重要,做法(行为)更重要,大众的做法最重要。中国智慧眼睛向下,更关注于现实困惑,西方精神眼睛向上,更倾心于上帝之恋。
20世纪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西方思想界的突破,它解释常态世界的现代化,寻找现代人的发展途径,弥补了传统哲学遗忘生活的缺欠,“回归人的真实现实”已成为当代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伽达默尔哲学的核心是实践智慧,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倾心,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存”的观念,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都说明“人间哲学”是当代西方文化哲学的主要倾向之一,比天堂哲学更实在了,有走出书斋的意向。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倡导行动哲学,他重视两个维度:一个是观察者,把活动看做客观现象,追求事实性；另一个是参与者,通过话语来调节行动,追求有效性。飘在上帝身边的西方思想家都在软着陆,国学本来就土生土长,更应该有抓地力量。
文化学者不应只是观察者,更应成为参与者,对于国学现状的事实性要清晰,对于国学发展的有效性负有责任。有的学者认为西学教做事、国学教做人,为了强调国学的重要,甚至说要先做人再做事,实际上做不好事的人学不到做人的真功夫,要在做事中学做人,在做人中学做事。为了提高做人的水平与做事的质量,需要将国学建设工程化,设计养成蓝图,落实操作措施,控制变化节点。文化施工是软项目,但应有硬指标。
“少年儿郎,当醉卧沙场,换乾坤朗朗。”继往开来的青年一代处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接合部,应该培养他们的担当意识,国学重点工程的现场在学校。第一课堂传授知识,第二课堂养育人格,第三课堂拓展视野,各有侧重,相互呼应。第一课堂是基础,第二课堂是中心,第三课堂是补充。当下的虚拟社会商业色彩太浓,文化垃圾太多,它的不成熟与不成熟的青年意志形成了叠加效应,政府对此负有管理责任,年轻人也应该以阳光心态参与网络社区建设,创造一个健康文明、适合国学青年成长的博雅环境。
梁启超批评胡适在科学论上的精彩与在实践论上的肤浅,认为国学向现代知识体系转型,要重视养成教育。1897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依然保留着书院特色,要求学生每天静坐一小时,他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经世,十曰传教。其中读书、穷理和学文属于“知”的范畴,其他的都侧重“行”。国学工程更应该学仿《华严经·净行品》,它为修行者设计了一百一十一个生活细节,涵盖了坐禅、化缘、沐浴、安寝等具体生活事项,依此来磨砺性情,培养华严精神。细节不是末节,进入实践精深处,活得才有根基。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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