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加深
唐朝是书法的“尚法”时代,唐人尚法又主要通过楷书体现出来。由于唐代吏部铨选中有“身言书判”四个方面的要求,而对书法的要求中又只强调“楷法遒美”而不涉及其他书体,加之“行卷”风气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致使唐朝几乎无人不善楷书,且涌现出一大批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里程碑式的书法巨擘。即使以草书闻名天下的张旭,也能写出一手极为工整的楷书。可以说,唐人对楷法的建构已达到了壁垒森严、无以复加的程度。
既然如此,唐楷为何又面临着尴尬呢?尴尬又在何处呢?我认为,唐楷之尴尬恰恰就是源自其谨严的法度,而法度严谨的直接后果就是令学习者易进难出。法度严谨就有规律可循,所以易进；反过来讲,法度严谨就束手束脚,所以难出。且不管书法界如何看,我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尚法”时代应是秦朝,而非梁巘等人所谓的唐朝,秦人对小篆法度的构建,丝毫不让唐人。只不过较之唐代,在时间上太短而已。
后人临习前人碑帖,目的不是为了复制前人,而是通过学习发展出自己的风格。这就是书法上讲的“入帖”与“出帖”或“无我”与“有我”的问题。“入帖”、“无我”是手段,也是必经阶段；而“出帖”、“有我”才是目的。所谓艺术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就是法,舞得自由与否,要看书法家的本事。如果明知出不来,即使入门再容易,恐怕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学习唐楷面临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此。
绝大多数人学习唐楷的后果,是除越写越像之外,很难有所突破。拿李邕的话说,叫“似我者死”。颜真卿楷书是唐楷的代表之一,北宋的蔡襄、苏轼都曾先学颜楷而后转学他人；而清代的钱灃,民国的华世奎、谭延闿、谭延泽兄弟等则是忠实的颜门“信徒”,虽穷其一生,然最终亦无一人出鲁公之右。大家尚且如此,常人又何以堪?
这个问题宋人就注意到了。米芾说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并说:“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氏始有俗书……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传世……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在米芾看来,欧、虞、褚、柳、颜都是一笔书,这个一笔书,与王献之一行字连绵到底的“一笔书”不同,而是指笔画的程式化,后来的雕版字体多脱胎于唐楷的事实,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唐楷的程式化程度。米芾所说的“匀”就是指此。所以,尽管对颜真卿的行书,米芾认为“可教”,而对其楷书,则认为是俗品了。
此后,元代书法是赵孟頫的天下,主要以二王为宗；明清人虽多善楷书,但从唐楷入手并成名者却寥寥无几。尤其是清末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对魏碑书法的推重,更是让唐楷的尴尬愈演愈烈。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一书中专列“卑唐”一节,其中说:
“至于有唐……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唐人解讲结构……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今人学书法,唐楷依旧不可或缺,一个最大的原因还是好入门,即易进。然书法创作中,唐楷较之其他书体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这不能不说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脱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近年来的褚遂良楷书热,似乎能成为反驳唐楷尴尬的微薄论据,然褚书热的原因,也无非是其尚有些许变化的余地而已。
像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书法中的任何一种书体,一旦臻于完美,就很难被超越,且法度越完美,发展的路子就越窄。面临这种尴尬,硬着头皮往前走固然不失为一种态度,但更常见的方式往往是敬而远之。这有些类似于唐诗发展到顶峰后,宋人就不得不转而发展宋词一样。无论是印刷术盛行后的古代,还是电脑打字的今天,写唐楷都似乎与书法的艺术性渐行渐远。今天,如何正确对待唐楷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今书坛的重要话题。张旭光先生提出的“激活唐楷”观点,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其中所反映的深层背景,也正是唐楷的尴尬。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