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
赵先生上课时依然情绪饱满、神采焕发,依然在下课前“向高昭一同志致谢”,但结束语不再说“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之类,改为“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了。
赵俪生先生是1950年冬到山东大学文史系任教的,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衣着。他有时西装革履,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有时穿着一身布满污迹的黄绿色的棉军装,有时又换上一件深色大褂。赵先生当时才三十来岁,身材高挑,挺胸直背,步履矫健,不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气度非凡。我本来对赵先生的成就毫无所知,但就在赵先生进入山大前后,接连出版了三本书:小说《中条山的梦》、翻译小说《孤独》(原作者是苏联的维尔塔)、论文集《中国新史学的探索》。我敬佩他的多才多艺,怀着敬仰的心情,选修了赵先生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选读》。和童书业先生不同,赵先生上这门课有完整的讲稿,逻辑严密,字斟句酌,就像准备发表的文稿。他讲课的声音洪亮,字字入耳,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富有感染力。见大家听得全神贯注,赵先生讲课精神分外饱满,形成了良性互动。下课前,他往往喜形于色地说:“同学们的听讲状态很好,让我的讲课更有信心,谢谢!”“看得出大家对这堂课很满意,这和我的预计正相符,谢谢!”有一次下课前说:“这堂课让我们师生都感到愉悦,下一次会有更精彩的节目!”每次上课时,他的夫人和助教高昭一老师都来听讲。每次下课前,他总要声明:“这一章的讲稿在准备时得到了高昭一同志的许多帮助,谨向她致谢!”以这种方式当面且当众表达对自己夫人的感谢,的确别开生面,一时传为美谈。
大约是讲完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之后,赵先生在下课前郑重地说: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希望同学们对授课提出宝贵意见,尤其希望多提批评意见。他把准备好的纸片逐一地发给每个同学。课后,同学们把意见交给课代表,转给了赵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下一次上课时,赵先生寒着脸走上讲台,沉默不语良久。同学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诧异又惴惴不安。赵先生终于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咱们可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哈!”又是沉默。过了一会儿接着说,“知识分子都有点虚荣爱面子,我也不例外。我请大家提意见,是对大家的尊重；大家提意见,可以畅所欲言,可是也要尊重我的人格呀。真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意见:‘有时简直是浪费时间’,‘不应当自吹自擂’……哎,哎,我的讲稿都是反复修改推敲过的,没有一句废话,怎么能说是浪费时间呢?我教这门课是边学边讲,自知力不从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什么时候自吹自擂了?”说着说着,赵先生已委屈得泪光盈盈了。下课后,大部分同学都说“浪费时间”、“自吹自擂”这样的意见不合事实,又埋怨课代表不该把这样的意见交上去。根据大家的建议,课代表和几个同学特地登门向赵先生作了解释,这场小小的风波就平息了。此后,赵先生上课时依然情绪饱满、神采焕发,依然在下课前“向高昭一同志致谢”,但结束语不再说“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之类,改为“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了。
赵俪生先生和童书业先生不仅有相近的专业特长,又有相同的业余爱好,都善于鉴赏文物,都长于品画,而且都能挥笔作画,他俩的寓所又紧邻,因此很快结为好友,经常相互切磋,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却毫无芥蒂,赶上饭点时就毫不见外地共酌共餐。两家的孩子也随意串门,一同玩耍,亲密无间。但小孩子一块玩着玩着就会发生争执,有时难免唇枪舌剑,甚至动起手来,吃亏的一方就要向家长告状。这事就会对双方家长的关系有所影响。听说有一次,赵先生的孩子吃了亏,赵先生听了孩子的哭诉,就怒气冲冲地领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敲开童家的门,朝童先生夫妇扑通跪倒,说:“我赵某教子无方,孩子活该受欺负,惹你们二老见笑、生气了,向你们谢罪!”童先生还来不及反应,赵先生已叩头转身而去。孩子们的纠纷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两位老师也就像孩子们一样和好如初。同学们听到老师之间的这种花边新闻,感到新奇又有趣。
1951年初,为了抗美援朝,我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得到批准,在全系欢送会上,我发表了颇有偏激情绪的告别辞(回想起来实在羞愧)。会后赵先生亲切地对我说:你蛮有诗人气质,参军以后也可以搞创作。不过,诗人往往是偏激的,这可要注意哟。我虽然没有认真领会赵先生的提醒,却怀着感激的心情深深记住了他温暖的目光。
由于上级有新的指示,我并没有去参军。1952年毕业离校后,就和赵先生失去联系。1957年,赵先生(那时已调入兰州大学)和我都成了右派分子。获得“改正”后,从校友赵淮青那里得知赵先生的消息。想不到蜷居“另册”期间,赵先生比我所受的磨难更重,他本人几乎饿死,长女上山采野菜时坠崖而死。赵先生复出后,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在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多有新的建树。听说赵先生1978年招收新时期的第一届研究生时,冲破重重阻力,甚至以“罢招”相拼,坚持录取一位学历不高、其貌不扬的考生,终于如愿。这位考生果然不负先生厚望,成了历史学界的拔尖人才。又听说因为赵先生曾批评一位学阀的著作,遭其忌恨,硬是不让先生担任博导。先生为此十分愤愤,但始终不向学阀服软。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一朵喇叭花》,寄给赵先生,请他指教。八十多岁高龄的赵先生很快就写来了相当长的回信,对我鼓励、指点之外,捎带着毫不隐讳地讥诮了几位师友。这一些信息让我隐隐地重新看到了赵先生三十来岁执教山大时的性情和风骨。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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