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
几天前,在信箱里看到王安先生发给我的《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彻夜抚读,不禁被它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角度之客观所深深震撼。阅读这些从民间角度记录的文字让我立刻置身于当年的空气之中。
此次王先生赐读的是第十四编2003年部分,这一年几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称。让我印象深刻异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年非典最猖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划和制作。当时由于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栏目又必须正常运转的缘故,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被我们称作“资料”的老纪录片上。因为200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我们的第一个系列就叫“申年记忆”,选择从1944年开始的5个猴年进行回述,开始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有人说过,中国人缺乏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习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业已经起步,但当时的社会景象的记录更多是出自于外国人之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黄埔军校、“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等影像大都是他们留下的。中国当时的影业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纪实影像,但现在的命运大多是“存目”,这给我们在叙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比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机缺位”更恐怖的,是对记录成品的人为毁坏。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1997年,因为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频繁出没于中央电视台胶片库搜集“文革”初期素材。
一次闲来无事和资料工人聊天,便问起那些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师傅说:“那是咱们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闻素材。想看看是什么吗?”我便跟着他随意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口袋,翻出一条胶片:“看看,这是批斗相声演员×××,看见没有,他旁边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条,是批斗央视老台长孟启予的群众大会。从那些连续的画格上,能够看到孟被一个人一掌掴到了台下。胶片散乱地缠绕在一起,显然已经被处理过,无法挽救。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这些胶片毁掉呢?”师傅说:“这是好几年前处理的。再说,保存它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嘛,干吗还要翻这些陈年旧账!”那天从资料库出来,我后脊梁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烧文件的情形。这是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啊!
从那以后,我对影像资料的认识和情感都进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导演在不影响片子整体节奏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旧影片内容的最大化,突出原来影片的配音、字幕、音乐、特技等带有浓重时代征貌的元素。
王安先生为时代留存档案记录,善莫大焉。尽管我们也有用影像为中国志史的愿望,但客观地说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甲子》在外观上更接近社会生活史,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体。相片不能展示我们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样,捋着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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