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鸿
《惊鸿一瞥》的作者陈伟鸿是央视优秀的财经节目主持人,13年的“对话”如流云过隙,政、经各界高手轮番登场,书中篇章讲述人物和财富背后的精神,洞悉时代与人生起伏的真相。
“三农问题”成为2006年的两会关键词。2005年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如何把建设落到实处?《春天的约会》邀各路农村发展问题的专家竞相讨论,而这批讨论农民问题的嘉宾里,却坐着一位英文说得比中文流利的外贸谈判专家——龙永图。他坐到我的面前不为入世、不为博鳌,而是为三湘大地上的一个普通村庄——芝字港。当我第一次与龙先生沟通那期节目时,我惊讶于他能够立马说出这个村村长的名字,而且村长的电话就在他的手边。离家数十载,鬓角花白的龙永图普通话里听不出乡音,却斩不断乡情。他告诉我芝字港就是自己的出生地,那个小时候曾经被称为瓦窑堂的小村庄。“村里的人都叫我‘瓦窑堂的货’,意思就是从瓦窑堂生产出来的货物,现在,这个瓦窑堂的货已经出口了。”习惯了听龙部长纵横捭阖地谈论各种国际和外交话题,当他幽默地说出自己的前传,我感觉既亲切又遥远。
“我们都是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后代,只不过是有些出去得早一点,有些出去得晚一点。”龙永图回忆起自己出生的年月,父亲作为龙家的第一代进城打工者,在县城谋了一个税务局的差事,兵荒马乱的时局里,身怀六甲的母亲为求稳妥,搬到了瓦窑堂。龙永图出生的时候母亲难产,三天两夜生不下来,无奈之时,只得请隔壁的农民前来帮忙。“后来就是这么一个农民,到了这个产房里面,用膝盖顶了我母亲的背好几下,顶得很重,一家伙就生出来了。所以这个农民确实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
“这对我来讲是一笔人情债,正因为有对乡村的情感,所以我在入世谈判中,关于中国和美国最困难的农产品谈判时,我说在其他问题上都可以让步,但是在农业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因为我们非常知道,我们中国的农民之苦。”龙永图认为自己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乡土中国有着太多的艰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的支持,才能把一个孩子从村庄送到城市,让更多的人听到来自土地里的声音。“像我们这样一些城里人,如果忘记了自己这个根,那就是忘记了本,每个城里的老百姓都有一定的支持农村的能力,怎样形成一种良性的城乡互动,我认为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从龙先生记忆中的农村讨论到建设中的新农村,一分眷恋又化为了一种焦虑和思考。面对老家村长强烈的吸引外来资金的愿望,龙永图泼了一点凉水:“我的家乡位于三县交界处,交通很不方便,没有经济和地理优势,想要招商引资估计比较困难。”瓦窑堂的未来,不能只靠“瓦窑堂的货”这块招牌来招商引资,良好的投资环境才是长远发展的关键。几十年来纵横中外贸易谈判的龙永图看到的是商业的本质:“商人就是商人,赚钱才是硬道理。”他希望把芝字港变成一个真正的港湾,让在外打工的游子想起来感到幸福温暖,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回来遮风避雨。结合国家与家乡的现状,这样的设想显得更为实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建议,对于散落的村庄和更加散落的农业市场资源而言,建立能够与外界资本对接的机制和环境更为重要。这是一个关于制度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关于制定与实施制度的“人才”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亲们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来自乡村的人才在城市里大展拳脚,却未必能够解决父老乡亲的生活难题。这句话用在地产大鳄潘石屹身上,尤为贴切。
这位SOHO中国的董事长被看成当今中国最为活跃的房地产领袖之一。北京、上海的黄金地段,SOHO个性鲜明的建筑如同潘石屹的城市宣言:现代前卫、时尚便捷。这张光鲜夺目的城市名片背后,是几乎会让每个人惊讶的过往。另一面的潘石屹是个生长于农村的穷苦孩子,饿死人的乡村是他小时候对于老家最为刻骨的记忆,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个孩子,因为吃不饱饭,两个妹妹刚出生就送给了别人。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石嘴村,这个西北贫困地区打着深深的“潘氏”烙印,新当选的村长也姓潘,比潘石屹年轻十岁,按照辈分,潘石屹却该叫他叔叔。议论起如何使石嘴村走上富裕路,叔侄两人的意见并不合拍:潘石屹为家乡献计是办好教育,而他在家乡投资建的高中并没有得到乡亲们的全力支持。作为叔叔,潘村长来北京是想找一位能够带领他们致富的“能人”。要建设新农村,是缺教育,还是缺能人?村民眼中的“能人”潘石屹,是否能带领1000多口人彻底走上致富的道路?“在农村管理这一点上我确实是个门外汉。”农民出身的地产商人无奈地笑道。一个村庄所需要的人才或许并不是走向了外面世界的能人,而是能将本地实践与现代思路结合的人。
思路决定道路,而道路也着实困扰着陕西省吴堡县张家山乡的发展思路。这里是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故乡,一个盛产红枣的革命老区,却有着红枣之惑:交通不便利,如何运出去?张维迎以自己的爱人和孩子的回乡之路举例说明,一家人在路上千回百转地折腾,妻儿走过一趟之后再也不愿意跟他回老家。“把小孩吓得要命,因为车一会儿翻到沟里,一会儿上到山上。”从县城到村里的40公里路,性能过硬的越野车也需要走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城市与乡村的道路,连接得太为不易。交通闭塞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与外界生活的脱节。当张维迎再次回到老家,站在自己出生的窑洞前留影时,却发现相隔几十年,故乡的模样并无太多变化。“有粮吃、没钱花”是村里的普遍现象,温饱已经能够解决,但是衣服、电器等日常用品,依然稀缺。“吃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住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要发展的问题还解决不了。”张家山的老乡长坐在现代设施齐全的演播室,咂摸着自己乡里那些让人犯愁的事儿。同样犯愁的还有住到了北京的“乡里人”张维迎。每次回家,村里的父老乡亲都会找上门来,诉说生活中的点滴辛酸与难处,希望这个留过洋的张博士能帮助他们找个出路。“结果我又没这本事、没这个能力找条出路,所以我觉得特别歉疚。”放假回家的大学教授,在最亲切的故乡却感到了最深重的压力。“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向家境比我好的高中同学借20块钱、借15块钱。我毕业以后要还他们,他们都不要,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欠他们很多。”面对在21世纪寻找道路的家乡,笃信市场逻辑的张维迎似乎无能为力。是家乡变得太慢,抑或经济学家走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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