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最近诺贝尔奖评选结果公布后,因为我们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突破,引发了不少学者对教育、科研体制的反思。您如何看?
葛剑雄:诺贝尔奖情结其实没有必要,发达国家得诺贝尔奖也是不平均的。诺贝尔奖不是哪个大学教育出来的,莫言是哪个学校培养的?所以,“钱学森之问”,主要的是问社会,而不是问教育,教育起不了这个作用。
我们看杨振宁、李振道,到美国没几年就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的基础都是在中国打的,杨振宁基础在西南联大打的,难道我们现在的大学真的没有达到西南联大的水平吗?比如钱永健,他在美国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学校有特别的能耐。我们的基础教育很好,但一个人成长到一定阶段,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社会机制让他发挥出才能。
齐鲁晚报:科技部部长万钢最近批评科研经费造假问题,您认为如何规范科研经费管理?
葛剑雄:其实,这个有办法解决,就是让科研经费回归它应有的位置。少数人贪污科研经费,这是全世界都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科研经费都存在问题,这就是我们机制的问题。
首先,政府要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的正常待遇,绝不容许拿科研经费提高待遇,比如说现在大学教师的津贴要比工资高,这个钱哪里来?相当一部分钱不是国家出的,而是科研经费。第二,不要拿科研经费或是项目多少作为评估一个单位或是个人的指标,因为有些基础研究不需要很多经费,比如有的项目1万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申请10万或是100万?因为申请多,教授可以分成。第三是目标管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申请过程要公开,结果也公开,至于钱怎么花,少去限制。比如很多实验室是需要人工的,我们对人工费的比重限制得很死。
齐鲁晚报:您是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如何看待现在博士的贬值现象?
葛剑雄:现在博士培养是很正规的,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中国,博士的规模应该多大,而不要一味求多。一味求多之后,该硕士做的事情非要用博士,没有必要念博士的专业人才也去念博士。比如很多大学规定,年轻教师提教授都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博士多了,质量低了,各种丑闻也出来了。
原来有一个规定,申请做博士生导师必须完整培养过至少一届硕士生,但后来急于求成,在后面加了一条“或者在国内外指导过博士生的工作”,有这句话在里面,标准就很难界定了,有的还没带过硕士生就带博士生了。
齐鲁晚报:最近陆续爆出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的事情,作为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您对治理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葛剑雄:我觉得要把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分开。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非法谋取学术成果、学术地位,老师一般地剽窃、抄袭,不要动不动就扣上腐败的帽子,腐败都和权力联系。大多数是学术不端。所以要分开来看,要根据党纪国法处理。对于学术不端,只要不触及犯罪,还是应该用教育的方法,让学术界自己判断,自己解决问题。
此外,制度上要进行改革,比如现在评职称,有的工作不一定非要通过论文来评价,评价机制要改。不能单纯看论文数量。
本报记者 吉祥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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