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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三中全会,本报今起推出系列专题报道 |
| 杨光斌:改革将冲击垄断利益 | |
- 2013年11月0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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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将出台怎样的改革方案、改革力度有多大,备受民众关注。本报今起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力图为您全方位解读、预判这一政治大事件。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系主任杨光斌曾以《党的十八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一文预测十八大之后的政治局面,如今时隔一年,他如何看待这一年的变化,对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走势又有怎样的判断和期待?11月1日下午,杨光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个人简介
杨光斌,河南省桐柏县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兼任政治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制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本报特派记者 张洪波 赵兵
对司法执行的改革
将是一个挑战
齐鲁晚报:都说这次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空前的,民间对此也充满了期待,您怎么看?
杨光斌:这种说法其实是通过两个信息释放出来的,一是俞正声讲的“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第二就是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领衔的383改革方案。之前的改革基本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建立起来,现在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做完善性的工作。
齐鲁晚报:十八大召开时,您曾预测这一届领导人上台后,老百姓最需要的和决策者最容易改的问题结合起来,将会成为改革最先启动的方向,也就是民生问题,现在觉得这次改革的方向跟您预测的一样吗?
杨光斌:跟我想的差不多,但经济改革力度比我想的要大。我曾认为这一届政府首先会分权,现在李克强基本上做的就是分权和市场化,下放审批权、扩大开放、降低门槛,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热切希望的。此外就是司法体制改革。
改革中几个方面要配套进行,其中司法改革很重要。法院独立出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像人民银行一样垂直管理,地方党委不能随便调动公检法司,这个方案在10年前就有了。有关司法执行的改革是一个挑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情礼让,西方的传统是法治,怎样做到严格执法,这是个挑战。这相对体制本身的调整反而容易。
齐鲁晚报:那您是否觉得这次改革中,中央会更重视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相对较少?
杨光斌:从383方案来看主要是经济社会类改革。按我的理解,一些社会类改革其实属于政治改革范畴,比如说政府职能转变、法院独立审判的改革。用李克强的话说,就是政府总是把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实情确实如此。
如果政府职能转变做得好,贪官就会减少很多。根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过去五年,大概处理了15万多起贪污贿赂案,19万余人被查。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跟政府职能有关。如果真的能把政府职能清理好,关系理顺了,也是在客观上保护了干部,不会有那么多腐败。
我认为中央反腐败的力度和决心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会坚持下去。从党风党纪方面来说,八项规定、纠四风很重要,并且起到了很大作用。
上海自贸区
是对垄断集团冲击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次改革对既得利益者集团中哪些方面会触及、哪些方面不会触及?
杨光斌:既得利益者集团分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官员,第二个层面是垄断国企。这次改革会更多地触及国企利益。如果市场自由度更高,势必对银行、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但这也不是立竿见影的,真正的冲击应该是在五年之后。五年之后效果会显现出来,但力度多大,要看上海自贸区的实验效果。
如果实验效果好,就会扩大范围,自由化市场化经济发展起来,垄断也无从提起了。从某种意义上,对垄断利益冲击的风向标就是上海自贸区实验结果怎样。
齐鲁晚报:您认为垄断国企在这次改革中将丧失很多利益?
杨光斌:传说废除国企高层的行政级别,如果把国企的行政级别废除,多少会好一点。废除级别之后再进行分拆,废除级别是市场化,分拆是促进相互竞争,扩大开放,然后民营企业进来就会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
齐鲁晚报:如今国研中心的383方案很火,您觉得这个方案跟最后的实际方案存在的差距大不大?
杨光斌:383方案肯定会被采纳一些,但最终三中全会出台的方案应该不会那样细致。
作为学者,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三中全会很重要,但只是出台一个大政方针性的蓝图式东西。应该说,这次的改革内容会很详实,涉及的方面和领域、推进的时间可能都会很详实,但不会像383方案那样具体。
齐鲁晚报:有专家建议,中国的改革方案除了顶层设计,还可以多吸取民间意见。
杨光斌: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出台,包括修宪,还是很注重民间意见的,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相关专家学者意见,甚至官媒和专业媒体所作的报道,对顶层设计都有参考作用。中国在制定重大经济类和社会类政策时,政府与百姓互动还是比较多的。
齐鲁晚报:那除了国研中心,都有什么机构可以向中央递交建议和方案?
杨光斌:一般开会前会有一个专门负责的政治局委员,来负责党内的协调、意见的征求,无论是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还是全会的政治报告,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各个研究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按照常规,中央会让自己的研究机关做相关专题的调研,学者个人也可以自发组织一个学术团队来做研究报告,这些往往是比较私人化的。
齐鲁晚报:为什么一些大的改革政策都会选择在三中全会上公布?是巧合还是惯例?
杨光斌:常言说“十年一个轮回”,每届领导人第一个任期中的三中全会是比较重要的。一般来说,一中全会通常安排党的人事问题,比如确定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等,二中全会是安排国务院人事问题,三中全会才会做政策调整,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涉及党的部门问题,比如多是谈宣传问题和组织人事问题,还有特别重要的经济问题、农业问题等,已经形成了规律。
改革推行力度不大
效果就会为零
齐鲁晚报:在胡锦涛、温家宝主政一年时,您曾写过一篇“胡温新政一年”的文章,如今距离习近平和李克强主政也将近一年,您有什么感受?
杨光斌:胡、温的风格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政治的风格,执政风格慢慢地才看得出来,而习近平的风格非常鲜明,是敢说敢言和敢于担当的性格。判断过去近一年的信号,应该是未来几年的基本方向。我个人认为,过去一年习、李做的主要是“正心之治”,未来九年是要看他们能否把正心之策变成正心的制度。
齐鲁晚报:何为正心之治?
杨光斌:我认为习、李过去一年所做的事情,一是改变政府职能,下放审批权,扩大开放,推进市场化,这在中共上层已达成共识。第二,与这个并驾齐驱的,是以反腐败为核心的“正心之治”。作为学者,客观地说,官员要管,社会也要管。在中国历史上,不管社会上的事,也会有人胡作非为。比如说大V、公知,他们也会滥用权力。所以一方面管理官员,另一方面管理社会,我统称为“正心之治”。
管理官员主要用党风党纪,配之于法律,而管理社会主要靠法律,现在中央对官员和社会都在管,不过管官员的力度更大。
齐鲁晚报:您对十八大之后这一年中国的执政思路有什么评价?
杨光斌:习、李抓住了中国的命脉,对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这个脉把握得很准。人心要聚,所以有“正心之治”,国进民退,所以要扩大开放振兴经济。二是他们在党政分工和协调配合上很合理、很默契,分工很明确,都恪守自己的职责。
齐鲁晚报:三中全会后,这种执政思路是否会更加坚定和明显?会不会遇到阻力?
杨光斌:三中全会面临的这次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像乡村自治、民间组织的发展、市场经济,这些是自下而上的,但改革涉及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时候,让他们自己搞和谐、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
利益盘根错节,再好的政策会打折扣。如果改革推行力度不大,折扣会更大,最后的结果就会为零。但从个人风格来判断,我认为习近平会强势地推进下去。
齐鲁晚报:您预测九年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杨光斌:九年后政治更加清明,社会相对公正,民生更有保障。如果能做到这些,大多数老百姓就很高兴了。政治清明,腐败就不会那么猖獗,相对公正就能解决贫富悬殊和公平等问题,民生更有保障,形成一个有规矩的社会。
齐鲁晚报:您对三中全会有什么期望?
杨光斌:领导人把自己想做的事、说出来的事、设计好的事,坚决地贯彻好落到实处,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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