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
在临沂城的井神楼子东面有一座含香聚瑞的四合院,名曰赵家园。北方庭院封闭特征和江南的园林景色隐藏其中,院北面的六间砖瓦房,包括殿式正堂屋三大间、东厨房一间、西堂屋两间；院东面的三间居室连着大门楼,门口对着影壁墙,影壁墙面有砖雕的福字和石雕的麒麟；院西面的两间居室连着仓库、磨房和厕所；院南面是高高的花砖墙。那砖边的石头路纵横贯穿木雕的门前窗下；宽阔的月台,居正堂屋客厅的门前正中,月台正中的路两边置两个石垒的荷花池；月台西边是一个用砖砌的花坛,里面养着桂花；东面的南、北养育了两棵老石榴树,中间栽一棵大苹果树；南面供养了一棵老唐槐树；西面的南、北种植了两棵灵枣树。叠石造景,饲鸟养鱼；满院苍翠,生机盎然。其寓意也深远:一步台阶上月台,寓意一步登天；三步台阶进门里,寓意连升三级。那桂馥荷风有着天雨流芳、贵和清圆之诗意；枣树暗含早生贵子；石榴寓意,人生如榴花红红火火,像榴果笑口常开、多子多孙；苹果寓意平平安安。大门口的路东是大菜园,菜园的北面还有放置农具的三间土墙草屋。
整个园风彰显了我老姥爷的儒商思想以及对忠厚传家、吉祥如意的企望。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给我四个舅起名:佑俊、佑福、佑杰、佑斌,为我母亲和三个姨起名:美廉、美英、美芳、美华,也大有诗雅颂之国风……
应该说,早在清朝的道光年间,我老姥爷家里的人就挑着货郎担子,走街串巷做些零打碎敲的小买卖。到了我老姥爷这一辈经商时,就有了以人为本的商训:“钱聚人散,人聚钱散。”警人禅悟:财富不仅是金钱,它代表着一种信仰和品质。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经过几十年的诚信打拼,终于攒下了一份偌大的家业。清朝同治三年,我老姥爷获得了清政府颁发的地契,1936年国民政府又给我老姥爷颁发了房屋所有权状；城里有钱庄、商号,在乡村南道有大片的土地出租。这不仅在井神楼子一带是当之无愧的首富,就算放眼整个临沂城,那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这样自豪地形容我老姥爷,一点儿都不夸张。我姥爷早年在钱庄学徒,后来卖洋线,店铺就在老“七女商店”的南面,“很大一片”,那洋线大多用于织布。他站柜台时,经常戴着礼帽,穿着一件灰色大褂或小棉袄,街坊邻居都称呼他“赵掌柜”。
我姥娘魏佩芝,比我姥爷小两岁,十八岁结婚,当年生了我大舅,三十六岁那年就抱上了孙子。我姥爷学以致用,他一生最值得称道的是,在生活最苦难的时候,依然含辛茹苦地让我母亲和我的三个姨上学读书。那时,赵家园斜对门点心铺的李老板笑话我姥爷:“你让那些毛丫头上什么学呀,还不如叫她们干活呢。”我姥爷就说:“我干就行了,让女儿上学比让她们干活好。”李老板觉着不可思议,又笑话道:“你不让这些毛丫头干活挣钱,将来没有钱给她们置办嫁妆啊!”我姥爷答道:“让她们学了文化,比陪送什么嫁妆都好!”
我母亲上的县立第一小学,也叫洋学堂,位于鼓楼巷。后来,国民党临沂行政公署专员王洪九创办临沂简易乡村师范,我母亲考了第八名,高分录取。孟良崮大战之后,时局发生了变化,《临沂百年大事记》这样纪述:“秋。临沂城解放前夕,临沂县师范及胜利中学迁校至芜湖及湖南,部分师生随校南迁,至翌年春,又随国民党撤往台湾。”当时,我二舅、二姨在胜利中学读书。学校南迁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是我姥娘的弟弟魏勋,他在芜湖湾里镇的一个湖边园林开会,将师范、胜利中学合并,成立了“鲁四临中”,刚开学三个月,国民党就开始招女兵去台湾。人生之路,往往就在一念之差。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的母亲随着去了台湾,她一生的历史将会重写。烽火硝烟,几经辗转,我二舅参加解放军去了福建,我母亲又考上鲁中南后师,我二姨也北上济南考进华野军政大学。
战争,毁灭了一切生活的理想和理想的生活。显赫的赵家园,经历了战乱世变,元气大伤,不复往日,家道从此中落。我老姥爷英年早逝,由他主演的赵家园鼎盛大戏,也渐渐落下了帷幕。一世美宅,百年沧桑。再后来,我姥爷又把所分得的房产分给我大舅、二舅,自己带着一家老小八口人走出老宅,到南门外租房子住。从深宅大院到窄街陋室,我姥爷依然淡如秋水,和似春风。那时候,未婚的舅和姨在我姥爷这棵精神大树的“庇荫”下,各自开枝散叶,三舅赴任李官区长,三姨在省政府托儿所工作一年后又考取泰安卫校,四姨中专毕业又考取山东医学院,四舅也报名参了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姥爷溘然长逝的前一天,还用毛笔书写日记。入殓时,他的子女将棺材里装满了他生前喜欢研读的中医典籍,以此,丧尽其礼,葬尽其敬。
往事并不如烟。已逝的赵家园辉煌,就像一张张沉淀岁月的老照片,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久远的儒风商道传奇,就像一段段定格的记忆,折射着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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