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实录】
□葛剑雄
10月27日,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做客齐鲁大讲坛,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的演讲。本报整理其演讲实录刊发,以飨读者。
关于高考改革
这些年来,我感觉到在我们中国,教育已经不仅是教育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情。10年、20年以前,大家竞争高考,之后移到了中考,再往后移到了小学,现在已经移到了幼儿园。下一步是什么?我预测,下一步要竞争胎教,再往后估计就得基因配对了。
这个话好像有点好笑,就像我们当初谁也想不到我们的竞争已经到了幼儿园,但是如果现有的体制不改变,可能就不幸被我言中了。其实从中央分管领导到教育部长,到大学校长,到中小学校长,到教师、家长,大家都希望把中国的教育搞好,而且应该承认,政府现在对教育的投入已经达到了GDP的4%,并且准备逐步提高。尽管我们教育总的投入与世界上一部分国家相比不是很高,但是应该承认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
大家都抱怨说我们的教育资源不好,甚至很多人现在提出来要让子女到国外去,但实际上在两年前的国际基础教育的评比中,上海名列世界第一,超过了北欧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引起世界震动。在这以后,不断有各个国家的代表到上海考察基础教育。
这跟我们大家的印象好像不是一回事,但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这个论调,他们都在研究。我们在抱怨教育质量不好,但是美国,包括奥巴马总统,他们在反省,美国的教育出了问题,甚至他们要研究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有这么大的进步、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基础能力比美国强。我们现在频频讲快乐教育,美国的教育界在反思,他们的快乐教育到底成功不成功?怎么来看这些现象?
又比如说最近教育部专门发文,要进一步减负。有用吗?大家看到报道,有的学校宣布取消补课就引起家长的不满,家长跟学生联名要求学校一定要恢复补课。这究竟是为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反思一下,第一,到底我们的教育,包括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究竟应该承担什么任务?我们现在给教育的任务是太重了,还是太轻了?第二,教育在我们国家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我想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弄明白了,就可以知道中国教育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那就得看教育在我们国家整体中究竟起什么作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和“十二五”规划,国家的目标是到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30%,最高不超过35%。简单讲,就是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最多有35%,也就是说,65%的同龄青年是进不了大学的。在座的各位如果正好这个时候有孩子或者有自己的亲友要考大学,你们要算算,他们是在35%以内,还是在35%以外,如果这样,你们能接受吗?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到那个时候,100%的青年都希望进大学,第一,能不能做到?第二,能减负吗?但是如果反过来,到2020年,同龄青年在考大学之前已经合理分流,有的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有的通过其他的技术培训实现了就业,剩下的35%哪怕稍微再多一点,他们进高校应该非常轻松,而这35%的人又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个前提是什么?剩下的65%,社会要保证他们同样能够享受应有的福利,同样有人格尊严、社会地位,同样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社会的劳动地位还是有贵贱之别,你怎么能够指责青年千方百计要进大学?
我们回忆一下,以前大学的毛入学率比现在还低,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比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毕业,有一部分同学因为家庭困难,还有的觉得自己不是念书的料,有的去当了学徒,这里面也出人才。到初中毕业,有的同学去考了技校、幼儿师范、财贸学校,以后他们中技、中专毕业,也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到了高中毕业,有人进了大学本科,有人进了专科,还有人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当时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颗红心”就是听党的话,“两手准备”就是考得了大学就考大学,考不了就上山下乡。尽管有一些“左”的思潮,但有一点,就是特别强调你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国家的主人,地位是一样的。当然,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问题,动不动就阶级斗争,是靠这个来维持一种平等,另外,当时有一种反知识化的倾向,这个倾向我反对。但是在社会关系上面,应该讲没有很大差别。等级特权是有,比较隐蔽,不像现在那么公开。所以,当时高校录取比例没有现在大,大学生比例也没有现在高,但是没有出现现在这样大家百分之百争上大学、争上名校的倾向。
反过来看看我们现在,很多技校、专科都没有了。自考、电大曾是自学成才的很重要的渠道,最近我在上海看报纸,今年上海自考报名又减少了2万。为什么?自考证书现在不值钱了。以前自考通过,一样承认是大学生,现在不行了。我们图书馆要招新员工,学校规定必须本科,而且要正规本科,电大这样的都不承认。我就很奇怪,既然它已经达到了本科学历,为什么还这么区分?有的岗位根本用不到大学本科,比如我要招两名修补古籍的,你说修补古籍为什么要本科?动不动就本科,甚至要硕士、博士。
现在很多学校招研究生,不仅要“211”、“985”学校,还要看什么专业,所以我说要是根据这个标准,我现在只能做中学教师,因为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是高中毕业,我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我一直讲,我是沾了当时“不拘一格”的光,要不然没有我的今天。但现在呢,那些孩子基本上就得被拒之门外了。
有些幼儿园招老师,一定要硕士,甚至要博士,我真不懂,硕士难道能把孩子带得好吗?比如说现在各大城市,像外来人口要取得上海户口,得要积分,积分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历。如果农村孩子不上大学,没有大学本科的文凭,哪怕再优秀,也只能被称为农民工。也许等到若干年以后,他的孩子也还是农民工。
美国好多孩子在义务教育结束以后,不选择上大学,只要到社区大学接受一下培训就工作了,可能在超市工作,但是将来的生活水平非但不比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低,说不定还更舒服。还有的人会选择先工作,挣了钱以后再上大学。
德国相当一部分青年的志愿是当工人,特别是当技术工人。因为德国的技术工人地位很高,不仅在企业受到重视,他们的收入也不比专家学者低,而且非常稳定。大家明白这样的道理,第一,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接受大学或者更高学历的教育。第二,如果大学保持它自己的质量的话,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上大学。但这两条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却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或者明明知道,却没有办法自己来做选择。
关于教育公平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高考的改革,只要我刚才讲的这个前提解决不了,再怎么改也是失败的。为什么?高考无非是选拔哪些人适合上大学,它不是全面选拔人才。就像我们现在批评以前的科举制度,说科举制度埋没了人才,要是科举制度真的埋没人才,它存在不了一千多年。科举不是全面选拔人才,它就像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你看李白就是考不上,他考不上就对了,他要是考上了不是犯罪就是渎职,你看他不是喝醉就是做诗,他懂政治吗?不懂,最后就是政治上犯了错误被流放的。
今天我们的考试办法再好,再怎么改,因为竞争的对象没有减少,压力还是一样。比如现在提出来,我们学美国的方法多次考。第一,多次考的成本可是很高的,特别是在今天普遍作弊的情况下。本来每次高考是3个部门联合,公安部、教育部、财政部,现在已经发展到9个部门联合管,为什么?一些作弊的手段,甚至需要国家安全部门出面了,考一次这么麻烦,考多次不更麻烦?
第二,多次考不一定解决问题。我们英语四六级考试怎么样?不只一次吧?也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考试只是适合大部分人,总有人不行。有的人说考一次是我没有发挥出来,你给他考十次,他还会说不公平,没有发挥出来。还有的说全国应该一张卷子,但是他不晓得,本来全国是一张卷子的,但是各个地方说教育资源不一样,分数一样就不公平。
我提醒大家不要本末倒置,教育可以促进社会公平,但是教育绝不能代替社会的公平。反过来,只有社会本身比较公平了,才可以体现在教育上面比较公平。孔子讲“有教无类”,但是他做得到吗?主观上,我相信他希望做到有教无类,但是怎么可能呢?我不说等级,就讲地域,孔子那些著名学生,基本上不是山东人就是河南人,江南人只有一个常熟的言偃,因为当时南方很落后,交通也不发达,南方人要跑到山东来接受他老人家教育也不容易。用今天的话讲,这就是歧视、教育不公平,当地政府为什么不出钱送他们到孔子那里去?孔子为什么不到边缘地区去?做得到吗?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区别。
所以用这个眼光来看今天,我们今天的学校,大学也好,小学也好,我们要尽量做到让学生,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一样的教育。我一直在呼吁教育部,既然中国已经宣布普九了,你应该公布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比如山东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是什么,你应该公布多少学生配一个老师、要有什么课外条件、多少学生配一个校车,你把标准公布出来。全国如果都在义务教育标准上达到差不多水平了,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孩子们进了学校的起跑线基本上一样了。
中国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可能在个别地方做得到,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下决心,使我们的义务教育达到世界一流,这个是完全做得到的。
我到印度去,外面脏乱差,但进入学校发现就是另一个世界,不仅校园干干净净,学生彬彬有礼,教学水平也不错。人家注重的是义务教育,把义务制教育作为基础,把它做好。这一点我们国家是应该做得到而没有做好的。
话讲回来,做到这一点,也只能保证在学校里面大家是平等的。中国现在东西部、城乡之间的差异,要靠社会、靠政府一起来消除,而不是企图通过学校来消除,学校消除不了的。又比如现在矛盾比较突出的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学校能够做的,也只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因为国家规定了这是无条件享受的。但是这个事情要由中央政府负起责任,而不能够完全靠地方解决。我调查过深圳,我说为什么你们对外来人员子女入学要求那么高?当地政府说,我们深圳的户籍人口不到200万,外地人有1000多万,他们的义务教育经费统统不在我们这里,我们如果不这么严格,叫我们怎么办?我们等于用深圳纳税人的钱来解决这么多外来人员的义务教育,这公平吗?
另一个问题是,义务教育结束后到考大学时,地方上就两难了。特别是“985计划”、“211计划”实施以来,一些重点大学实行省部共建,原则上教育部拿一半经费,地方配套一半经费。我知道复旦大学是教育部拿6个亿,上海也拿6个亿。现在地方税跟国税是分开的,地方拿出这笔钱支持重点大学,然后提出来你给我地方上多一点招生名额,你说要求合理不合理?比如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占总数的30%,上海嫌低了,但是全国的考生嫌高了,这个谁来解决?当然要国务院来调节。现在国家财政并不缺,我们的教育经费已经占GDP的4%,所以我去年提出来,为什么现在不能停止共建?既然是部属重点大学,所有经费应该教育部给,他们的名额也应该教育部统一调配,这不就行了?
还有异地高考。现行的办法很不人道,比如一个随迁子女在大城市上学,到了高二就要回老家,老家的考卷、平时的功课跟这里是两样的,但如果不回去就没有办法高考。实际上这些孩子我做过调查,有些人从来没回过老家,只是因为父母是外地户口,有的在老家根本都没有亲人,再去临时高考,肯定发挥不好,有的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这个问题应该谁来解决?中央政府。现在教育部却叫各地自己制定办法。
关于素质教育
平心而论,我们的教育这些年是有进步的,但为什么大家的意见越来越大?更加感到不满了?那我不客气地说,跟我们的政府轻易地承诺、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是有关的。我们的大学,比如说扩招的过程很多做法不是在下面,是在上面。大家记得报纸上一度都在批评大学征地、贷款、扩招,哪个学校有这个本领?这都是当时国务院提出来,说大学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怎么办?你们可以贷款。同时又去跟银行讲,你们不要怕,大学是优质资源,你贷给大学,实在不行,将来政府给你埋单。所以当时银行是上门盯着要大学贷款。又譬如土地,土地都是政府送的,我们学校有三千亩地就是地方政府千方百计要送的。政府为什么要送给你?这个地方原来是报废机场,到处是荒草,它要开发房地产,所以送了3000亩地给复旦,然后房地产商打广告——与名校为邻,很多房地产的广告就是把我们图书馆印上,说就在名校旁边。有的报上说吉林大学贷款40亿,大家都在骂,我就说请你们查一查,这里面有没有渎职犯罪。如果没有的话,你骂大学干什么?因为当时的政府还承诺,你们借的款,你们通过招生收学费来还。等收了学生进来,却不许涨学费,这怎么办?
至于其他一些口号,也许我们待会儿可以讨论。譬如说我们现在要素质教育,不要应试教育,这个口号荒唐吧?一个人素质高了,会不会应试不好?哪个考试不应试?一个素质高的人应试基本上也是好的。如果他应不上,说明他素质很差。这两个不矛盾的。为什么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要人为地矛盾起来?又说不能有压力,我们说世界上哪个成功的人没有压力?哪怕是天才,没有一定压力他也成不了才,这就是掌握度的问题。
所以,教育的很多问题,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老师、校长是能够把孩子教好的。只要他不违背国家的法律,很多做法不要去干涉。我们现在说,这个社会是人人可以发言的,特别是有了微博和网络,有很多实事求是做事的,往往受到这个那个的指责,一个校长、一个班主任如果没有自己一点独特的方法,是办不好教育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教育离不开中国的大环境。比如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再问各位,你们在批评政府、批评学校的同时,有没有想到自己也得为今天这样的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我们的家庭从小是怎么教自己的孩子的?比如批评学校里学风不正,都在作弊、抄袭,请问你们对自己的子女是怎么要求的?我就听到我的一个老同学说:我孩子就这么笨,人家都抄他就不抄。还有,我们现在是怎么培养学生的?家长说“这个话家里好说,到外面不能说”,然后老师教他,现在写作文,你不要写自己随心所欲的话,否则成绩不好的。你说他到了大学,我有多大能耐
再改变他?改变不了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味地抱怨批评,还不如一起想想看,我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后代做些什么?我能够为中国的教育做些什么?只要我们大家有这个自觉,我们才能够要求政府或者监督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我们才能够一起来改变今天中国教育的乱象。 (本文为葛剑雄在齐鲁大讲坛上的演讲,刊登时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