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年过八旬的学者资中筠常以此语自况,两年前出版自选集的时候,她将这句话题在了书的扉页上。近日,她的新书《美国十讲》、《老生常谈》问世,两本书谈古论今、说中道西,言语间依旧有挥不去的忧思。
有过家国多难的经历,她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振兴的向往刻骨铭心,忧患意识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资中筠先生直言,现在最让其焦虑的依然是民族前途。
□本报记者 吉祥
国家观:越是现代的国家越是“谈”出来的
资中筠是知名国际政治及美国问题专家,退休前担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此次出版的新著《美国十讲》是根据其在国家图书馆的讲座整理而成,说的是美国,书中的落脚点却是中国,重点也还是围绕当下中国的现实处境。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研究热潮至今未衰。本世纪初,资中筠与先生陈乐民主编了《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资中筠主笔了书的第一部分《20世纪——美国世纪?》,以美国“在自由竞争与追求平等的悖论中摆动”为主线,论述了20世纪美国兴衰沉浮的历史。两年前,资中筠出版5卷自选集,关于美国研究的学术文章主要集中在《坐观天下》中,这本书的不少观点颇为新颖,有的在当时还一度引发争议。例如,资中筠认为,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
《美国十讲》虽然从美国立国写起,但资中筠着墨最多的却是美国的20世纪。细读这本书会发现,美国在这100年间,也有过矿难频发、食品安全事故不断、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滑坡等诸多问题,但最终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在这本以“大白话”居多的新著里,资中筠与读者分享了她近两年来关于国家观、历史观的最新心得,形成了一个新的看法:美国是谈出来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国家。
“打”和“谈”一字之差,给国家带来的影响却非常深远。“特别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都是打出来的,谁掌握了武力,谁就得天下。可美国恰好不是这么一个国家,就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也是大家讨论出来的。它整个的发展过程,和我们想象中的国家观念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通过翻看美国的制宪会议以及对比中国、欧洲等国家的历史,资中筠发现,“谈”出来的国家和“打”出来的国家,最后治理的观念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越是现代的国家越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比如欧洲古代历史都是打的,但是在近代以后特别是‘二战’后都变成谈的了,现在欧盟只是谈,它们之间再怎么矛盾,不会打仗了,不会用武力来解决。”资中筠说,从“打”到“谈”实际上是一个文明进展的过程。
在这本书中,资中筠附录了《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文,在这篇访谈稿中,她提醒我们要慎言“中国热”。资中筠解释,海外媒体的“中国热”里,背后也有中国威胁论的因素存在,“不是说中国要攻击谁,而是中国的经济实力给很多强国带来压力,其中美国人最敏感”。针对国内有不少人为“中国热”而沾沾自喜,资中筠批评这种情绪属于“虚骄之气”,“不是真正健康的自信”。
讲真言:我们的民族要警惕从精神上堕落掉
对于另一本新著《老生常谈》,资中筠则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题材庞杂,东拉西扯,没有什么足以振聋发聩的惊人之语。无以名之,名之曰《老生常谈》。”书中,她本着事实和逻辑,娓娓道来,时而尖锐时而苦口婆心,不少篇章都给这个时代提出了某种警示。
让资中筠感到不能接受的是,尽管这本书说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交流体会,却被认为需要很大的勇气。她在此前不久出席一场活动时感慨:“为什么我说的这些平淡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话,翻一翻历史的东西,值得大家再三表扬我?需要反过来说,说明这个话还没有人说。”有时候,资中筠也会被人问:你胆子怎么那么大,这个话也敢说?一次,资中筠出席一个报告会,主持人介绍她时说:“这位先生的特点是说真话。”听到主持人将“讲真话”作为自己的标签,资中筠顿时觉得很悲哀,“说真话是特点,那说假话是寻常事?哪一天,这个社会说真话不是特点,那这个社会就更进步了。”
两年前,在自选集的序言里,资中筠曾简单剖析过自己爱说真话的性格。她解释说,这皆因幼年的道德文章教育打下的烙印,以及此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寻,促使她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知,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收于自选集《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便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一如她多年前给自己定的写作准则:不阿世,不迎俗。
在新书读书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资中筠直言,民族的前途依然是让她最感焦虑的事情,“我们的民族现在从精神上要堕落了”,而这种“堕落”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成人社会。“我们的教育把孩子教成势利小人。”资中筠说,从幼儿园开始,教育的价值取向便十分庸俗,把孩子们教得非常世俗。
“有人告诉我,过年的时候学生们互相交换礼品,有个孩子带来一件自己做的、精致的东西,结果老师往地上一扔,说‘这种东西也拿得出手’。在老师心目中,以金钱衡量礼品的价值,这样的老师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资中筠痛心地说。即便是对自己的母校天津耀华中学的现状,资中筠也不无失望,“为了跟南开中学比升学率,整个教育理念跟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河北衡水中学的魔鬼式教学方式,在资中筠看来更是不可取,她认为如此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便最后考上清华、北大,其心智也一定是不健全的,“现在教育的整个生态环境,就是把小孩弄进绞肉机里。”
再启蒙:教育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
在访谈中,资中筠也流露出对过往教育的怀念。资中筠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是那代人的文化底色。至今让她津津乐道的是,当时有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却甘于从事中小学教员这样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工作,“多年前我去参观一个小学,语文教员是叶圣陶,数学教员是苏步青”。
老师们受中西文化交汇的影响,自然也会将自己的理念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资中筠回忆,那时的学校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她清晰地记得幼年读书的情景: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在资中筠看来,当时的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属于为人处世的底线。
反观现在,现实让资中筠不免失望。她感慨,现在的中国人好像是最缺乏诚信的,在不少人眼里,外国人似乎是最傻的,“哪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都会受骗,他们都没有想到人还可以这样受骗的,这是很不好的事情”。资中筠说,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本性,毕竟从古代以来,圣人之教都是人言为信。她提醒,重建国民性,不能再往后看,依靠“仁义礼智信”的教化,而是得往前看,“要有公民教育,有公民社会”。
《老生常谈》一书收录了资中筠2009年5月在湖南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在这篇名为《公民教育的必要性》演讲中,资中筠说,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而所谓“转型”,在她的理解中,就是转变为真正的现代社会,“转向我们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繁荣昌盛”。资中筠说,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需要法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全,更需要对一代代人进行教育,培养健全的社会公民。
教育与启蒙在《老生常谈》一书中是紧密关联的两个词汇,如资中筠在书中所说,“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不会用理性思考,没有法治观念,很容易被煽动”。所以,她一直呼吁当下进行“再启蒙”,而教育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让人人得以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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