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曾被学界中人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回顾人生历程,王学泰自认坎坷,“我1978年平反,从监狱里出来已经36岁了。一算,正是坎坷半生”。他曾在监狱里面呆了3年半,后来以《监狱琐记》一书回忆狱中酸甜苦辣。
《监狱琐记》是王学泰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它生动细致地展现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实又具深刻洞察的历史记录。
监狱与看守所不同,考虑到犯人除了劳动以外还应该有适当的娱乐,两三个星期有一次电影。在监狱看电影是件大事,它不仅是一次娱乐活动,对我们这些被阻断信息的犯人来说,根据它可以推测政治形势的演变。因为不仅电影中的“新闻简报”报道了国内外大事,就是从不断变化的影片目录中也可见国内政治的动向。
放电影的地点是狱中的一个露天广场,不大,但狱中的千余人都能装下。时间一般是在休息日的头天夜晚,也就是多在星期三的晚上。待天色黄昏时,犯人按照中队的编制在看守的带领下各自携带自己的小板凳来到小广场,端然静坐,天一擦黑,就开始放映了。
电影这种有刺激性的娱乐往往会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别是1977年下半年,旧电影开放了,许多电影的放映都能带来点儿震撼。例如“反革命犯”对影片的政治涵义很敏感。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艺、学术都是政治信号,开放旧电影简直就是发布政治信号。荧屏播放了写海瑞的湘剧影片《生死牌》(其实它还是毛主席在世的1975年拍摄的),它犹如一声春雷把人们从政治沉闷中惊醒,人们马上联想到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大家私下议论,“海瑞出来了,文革第一个倒霉者吴晗大概要平反了”。文革的发端既然站不住脚了,自然彭总也要重新评价了。监狱里演过《甲午风云》,演邓世昌的是李默然,他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很有气魄,更具有震撼性。电影一结束,在排队回监室的路上大家就议论起来了:“邓大人”可能快要出山了(“反革命犯”中也有对“批邓”不满而被判刑的)。放《林家铺子》时知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又快成为文艺红线了,周扬、“四条汉子”又要卷土重来了……政治是个谜,时时放出是耶非耶的些微信息让大家“猜一猜,谁来吃晚餐”。这真是一种益智活动,连监狱的犯人也能半公开地参加。
我还感觉到“文革”中拍的“革命电影”特别适合在监狱中放映,因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间烟火,不涉及性,仿佛每个英雄人物都是雌雄同体,自满自足的。这不会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于思想改造。因此,在监狱看电影,常让我不由得这样想:常常说文艺宗旨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创作原则是大写“英雄人物”和“三突出”精神,其实这些更适合为犯人服务,似乎可作为犯人改造的教材,犯人欣赏这类作品没有任何副作用,只会有益而无害。
在“一监”呆了两年,大约看了一二十场电影,每场一般播放两个影片,其中三场至今还有鲜明的印象。一是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我到一监一个月左右,毛主席逝世,接着就是“四人帮”垮台。本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该刹车了,但不知是由于惯性,还是因为其他秘而不宣的原因,北京的运动并未停止。那时旧电影(1966年以前拍摄的)大多还没有解禁,社会上放的电影也多是1975-1976年间拍摄的影片,监狱中放映的自然也是这类。
经过“文革”,文艺政治化搞到极端,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因此这时的影片内容就是谎言的汇聚,是对观众智力、审美力的侮辱,也不妨说是一种测验。有个片子的名字记不清了,但它的第一个镜头,即使过了三十年仍然记忆犹新:一个革命派的姑娘,风风火火,怒气冲天,从岸边跳上一只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个青年男子的肩头,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布来,露出男人壮实的肩膀。这是一个大特写,十分刺目。剧情的发展使观众得知,这是女革命派阻拦其男朋友进城做小买卖,“搞资本主义”。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当时极其时髦的、但却令正常男人望而生畏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角色。社会上谁敢接受这样的人物?男人谁敢娶这样的媳妇?当然,可能这造反派女士根本就没有准备过嫁人。
另一个印象深的就是《欢腾的小凉河》。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政治片,它的矛头对准了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影片中有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一出场就是提倡“集体发财”,说“不仅要发展,还要发财”,批评那些“张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的干部,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并说不搞生产就会“亡党亡国”,他要“整顿”现实秩序,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这些在大多数民众听来是合理的,但却被主流舆论所狠批,它在观众中会造成何种影响,很难从表面上来看,因为人们的实际利益是很难用口舌抹杀的。反派主角白副主任在造型上都模仿邓小平,留着小平头(“四五”之后,“小平头”就成为一种“反动”的政治意象),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并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争论时,引用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邓氏名言,并说这是总书记的指示。虽然影片把这个副主任当做反面人物来塑造,但他颇具气势,言辞尖锐,与造反派辩论时侃侃而谈。影片本想贬损这个人物,为观众灌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观念,可在我看来却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观众对这位重视生产、敢于反潮流的白副主任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1975年中国新闻纪录影片厂拍摄的访问“民主柬埔寨”的纪录片。这个片子很长,分上下集,大约有三个小时。我很佩服拍摄者的毅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色彩、没有欢笑的空间里,他们居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审视拍摄那么长时间。当时的柬埔寨,无论男女,人们的穿着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时代的“尚黑”),女的只比男的多一条黑围巾。不过这让一监犯人(犯人服装都是黑色)感到亲切,看看银幕,再瞅瞅衣裤,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团的演出也一律着黑装,其歌唱如诵佛经,不知是佛诵取法于柬地民歌,还是柬埔寨人由于深信释迦牟尼惯用佛音梵呗以表达情怀。舞蹈只是顿足扬臂,颇具古风。女持镰刀,男扬斧头,两者携手,就是工农团结；举枪联臂,昂首扬眉,便是消灭敌人。一看就懂,非常大众化,然而毫无美感可言。
可是“文革”前的影片多少还是有点儿爱情内容的,这是革命+爱情或劳动+爱情了,与现在拍的爱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这点剂量甚微的爱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动。
有一次放完了《我们村里的年青人》,这是一个歌颂大跃进时农民改天换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贞,很是抢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脸时,碰到大老黑,他拿着一块新的花毛巾正擦他那张黑脸,因为对比鲜明,我不禁赞叹了一声“真花啊!”大老黑用手拍着毛巾说:“知道吗?孔淑贞给的!”我笑了说:“你真是至死不悟啊!”他是因为男女关系被判死刑缓二的,当时尚未改判。因此,我说只有“文革”中拍的影片最适合给犯人看,因为只有那时的影片能够“纯洁”到毫无人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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