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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2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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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吉祥
76岁的姜淑梅在岁末年底一下子火了。这位出生于山东巨野、60岁才开始认字的东北老太太今年出了一本个人自传《乱时候,穷时候》,这本“口述历史”性质的书籍,记录了姜淑梅经历的兵荒马乱与饥荒年代。
就像诗人王小妮所说,我们习惯了信任“正史”而轻视“野史”,民间的记录在中国始终缺乏。今年,一些记录平民往事书籍的出现,多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一群“最后的讲故事的人”,留下了宏大历史叙述背后的小民往事。
传奇老奶奶和她的乱穷中国
姜淑梅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尽管1960年跑“盲流”到黑龙江后便定居在当地,但多年来乡音未改,说的依旧是山东巨野方言。姜淑梅的前半生历经战乱、饥荒年代,肚子里装着太多故事。今年在作家女儿的鼓励下,60岁才开始识字的她把这些故事写了出来,居然出了一部10万字的自传《乱时候,穷时候》,被称为“传奇老奶奶”。
此前写小人物的平民史书籍寥寥无几,《乱时候,穷时候》将“正史”中被忽略的小民往事记录下来,一篇篇白话故事“每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很快就毫无征兆地火了。
姜淑梅写解放前战乱不断的“乱时候”,讲巨野当地怎么用“点天灯、骑木驴”这样的私刑惩罚犯人,老百姓在战乱年代如何自卫斗胡子。“胡子有很多土枪、土炮,老百姓也拿着土枪,抬着土炮上了海子墙。胡子从下往上打,老百姓从上往下打,他们看得见胡子,胡子看不清他们。仗打了七天七夜,大雨下了七天七夜,那些天,海子墙上有很多白老鼠,树上有很多猫头鹰,它们不怕人,也不怕枪响。”
挨过“乱时候”,建国后的“穷时候”给姜淑梅留下了更为刻骨铭心的记忆:1958年搞“大跃进”,各公社虚报产量,打的粮食交了公粮,老百姓不得不挨饿。“到了1959年,吃的东西更少了。家家都挨饿,庄里的榆树皮都让人扒干净,谷糠都成了好东西。儿子来顺四岁,吃谷糠大便拉不下来,可遭罪了。”
直到现在,姜淑梅依旧记得家里有老人因为身体弱没有挨过这段苦难日子,“俺婆婆的娘身体不好,也饿死了。临死前,婆婆问:‘娘,你饿不饿?’娘叹口气说:‘不说了,说了也没用。’”
熬过了乱时候、穷时候,姜淑梅感慨现在到了“好时候”。前两年,姜淑梅出题考三个儿子:“人啥时候最有劲?”一个说胖点儿的时候最有劲,一个说三十岁的时候最有劲,一个说吃饱的时候最有劲。老太太告诉他们:“人穷的时候最有劲。”
另一位老人饶平如则用画笔和文字呈现了他和妻子60年的家庭往事,《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于今年5月出版后,被认为是今年最美的书。饶平如本是一位军人,但因不愿意同胞相残,厌倦战争,本想回家与妻子经营好平淡的日子,然而,时局的变化却不是他所能左右的。1958年,他在不知原委的情况下被劳动教养,此后的22年,他在安徽的一个厂子里劳动改造,每年只能回家一次。
夫妻二人一生坎坷,好不容易到了暮年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妻子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当美棠最终离开后,饶平如画下了他和美棠的故事。《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感动了很多读者,主持人柴静在评价这本书时说:“这是对两个人的背影隔了岁月的凝视。”
民办教师笔下的乡村教育史
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刘超注意到今年图书界的一个巧合,两本平民知识分子以个人视角撰写的当代史著作几乎同时面世。一本是湖南浏阳教师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另一本则是稍早出版的湖北恩施教师吴国韬的《雨打芭蕉》。前者以作者自己70余年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详述了1958年被打为“右派”、24年里历经艰辛坎坷、等来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后者则是围绕作者16年民办教师的经历,为读者展示了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乡村教育的缩影。
《蹉跎坡旧事》的作者沈博爱生活在湖南乡村的最底层,这本书记录的历史从他出生的1936年开始,止于2011年,横跨半个多世纪。其中着墨最多的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这一时期作者从青春年少逐渐步入中年,这20多年也是沈博爱经历最坎坷、磨难最多的一段时期。“反右”期间,沈博爱被错误打成“右派”,做了5年无罪班房,而真正平反则是到了1982年。这期间,沈博爱的第一个孩子夭亡,前妻远嫁湖北,祖父在绝望中死去。不过,正如作家十年砍柴评价的那样,沈博爱具有底层知识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他并不哀怨,只是时常感慨大好时光被浪费,“可惜得很”。“划为‘右派’我没有骂过娘,你给平反我也不喊万岁,绝对没有……我只是感觉到,我这15年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因为这15年不是一般的15年,是30岁到45岁,人生当中最精彩的15年,可惜得很。”
在沈博爱书中记录的时代,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农民,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能写善画的退休中学生物老师沈博爱,用自己的记录留下了这50年的重要历史片段。
《雨打芭蕉》的作者吴国韬是鄂西武陵山区一名乡村民办教师,在民办教师任上干了16年的吴国韬,用《雨打芭蕉》这本书为民办教师群体立传,写尽了乡村教育的艰难、无奈与坚持。这本洋洋洒洒102万字的著作,是一部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乡村教育史。
《雨打芭蕉》一书中,既有吴国韬创办学校时挨家挨户劝学的经历,也有对当年教育情况的记录,很能引起人们对当下教育的反思。比如,那个时候尽管条件艰苦,学生是“半耕半读”,但老师会发自真心地教学生多学知识,而且非常强调学以致用,课程设计很有针对性。吴国韬和其他老师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农技、园艺、算盘,在当时的农村,这都是非常实用的,尤其是打算盘在当时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老师们也不仅仅是以成绩评价学生,吴国韬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男生,站在那里,比其他学生要高,让他背书,却直翻白眼,似乎好蠢,好笨,也因此被有的同学笑话。但是,一次走访,到了他家,看见他在编撮箕,编得非常漂亮,这使我十分诧异。当我称赞他心灵手巧时,他的父亲拿出他编的一个小背篓来。这一下使我的眼睛亮了,原来他是这样一个有才艺的娃!”
平民往事让历史的面貌更清晰
在讲故事的老人中,80岁的许燕吉的故事尤其令人唏嘘。许燕吉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女儿,却因被时代的洪流裹挟,颠沛流离。许燕吉8岁时,父亲许地山猝死香港,随后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她和母亲、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建国后,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随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其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后为生活所迫,竟辗转嫁给陕西一位老农。
她将这些经历写进个人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希望能给别人“一点儿人生的借鉴”。在书中,她说:“生活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说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历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粘都粘不起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些老人的故事,让无数被历史忽略的个体命运得以呈现。在历史学者章立凡看来,民间的个人史写作有助于呈现历史的全貌,“历史就是拼图,每个人拿来其中的一块,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写,历史的全貌就会越来越清晰”。
王小妮也认为,民间记录者的增加,能够让历史变得丰富生动起来。然而,让她遗憾的是,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存在的乡土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许成了最后的讲故事的人”。
王小妮的担忧并非没有依据。目前中国正在飞速推进城镇化进程,数亿人口将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乡村迁徙定居到城市。刘超在《蹉跎坡旧事》的书评文章中说,这将是人类经济史、社会史上最重大的历史变迁之一,而“蹉跎坡”正在经历这种变迁。沈博爱是个乡村知识分子,生长于乡村,长期住在乡村,但是他的子女都已定居城市,成为大学教授、专家名流。青壮年进城后,不少农田被抛荒,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已成为普遍而严峻的现实。“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乡土,疏离农事农村。”刘超说,“乡土中国”将日渐让位于“城市中国”,而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只能残存于更多人的遥远追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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