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在时下,当然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事了,对鲁迅和胡适的阅读极度不同,可以说有些失衡。他们是两个不同向度的大师,对我们的历史来说都是最为难得的人,他们都是难得的觉醒者和宝贵的提醒者。后来的人慢慢地寻到了胡适,就像慢慢地寻到了民国时期被遮蔽的其他思想和学术人物一样。现在是一个冷静的结果,有可能稍稍公允地谈论那个时期的学术和一些人物,这自然是了不起的进步。
就大多数人而言,对鲁迅更熟悉,这也与几十年来单边书写的思想史、文化史有关。我们过去不可能更多地接触胡适,因为没有机会。人们开始接触胡适,这才发现胡适和鲁迅是互补的:一个偏重批判,一个偏重建设；一个充满质疑,一个清晰肯定。作为一个批判者,如果说鲁迅有时候很是偏激,那么胡适也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性情之语。看他的文集,会发现他常常说一些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受到抨击的话。这或许不像一个四平八稳的君子那样严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诗性令我们得到了满足,他的单纯和质朴有着表面上的严谨者所不具备的深刻性。从一个局部看很可能是偏颇和偏激的,但是综合整个学术,从全局看又是立论公允的。所以说胡适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理解都很深刻,身上体现着一心向往的自由、民主和宽容。鲁迅则是一个偏激的绝望者,对诸多事物只说出自己实在的感知,特别理性,留有余地,不像胡适那么肯定地指出一条通路。
鲁迅与胡适也有许多内在的相通之处。不是讲他们个人的关系,而是说他们学术方面的内在的隧道,是能够相通的。就像一些发达地区的岛国,看起来这些岛一个个很独立,但地下通道把它们连在一起了,成为一个交流衔接的世界。鲁迅和胡适绝对不是绝缘的,更不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进入中国的当代问题和历史问题。
胡适对鲁迅也是很喜欢的。鲁迅去世以后,有人对于纪念鲁迅之隆重、对于那么多人推崇鲁迅愤愤不平,写了一封措辞刻薄甚至恶毒的信给胡适。当年的胡适一言九鼎,怎么说很重要。他在给那个人的回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的胸怀、客观性,充分表现了一个大学者的高水准和大气度,真是让人尊重。
一个人能让人尊重,必有原因,这就是人格的力量。任何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所抵达的高度,总也没法和人格剥离,它们肯定是一致的。
所谓“邪恶的天才”是不多的,即便有,也常常被我们夸大了。天才中总体上还是贤人君子居多。这里有西方贺拉斯的一段话,这话说得真好:“我静静地走在一片树林里,想着那些贤人君子能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静静地走在树林里”的那种经历,但我们也曾像贺拉斯那样,在想那些“贤人君子”能做些什么事情吗?人与人就是这样不同。我们的古语讲“见贤思齐”,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说到胡适和鲁迅这两位精神文化的巨人,再一次深刻地阅读他们的时候到了,靠近他们的时候到了。这个时代尤其需要这样。
书院里只有鲁迅的塑像,因为我们对鲁迅更有情感、更为熟悉和离得更近——我们觉得现在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绝望感的重新理解,那种勇气、那种理性、那种力度,鲁迅也就更适合书院。如果再塑一个现代思想者,那大概就是胡适。但总体感觉来说,鲁迅的批判和绝望的苍凉的人生,与胡适的丰富、达观、谅解的人生相比较,或许更具有悲剧意味。
有些海外声音不停地传达另一些现代作家,把现代文学史忽略的一个又一个人物挖掘出来,指出单边话语造成的缺失和荒谬。自然要倾听这些声音,但是要冷静地听——既不能使性子,又不能物极必反和矫枉过正。忽略了另一些作家,这是肚量狭小或心存偏见,但是说他们几乎个个超过了鲁迅,似乎也不必听信。
这里面有做学问最忌讳的东西,就是成见和使性。一个好的学术人物首先是一个大读者,否则其他的就谈不上了。而且写作者也应该首先是一个大读者,而后才有可能是一个好的创作者。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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