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
清季与民国,那是一个内忧外患、秩序动荡的混沌年代,“故国不堪回首”,又是一个大师辈出、名家云集的岁月。
人文领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神话与科技领域的西南联大奇迹,就是那个兵荒马乱的乱世给国人留下的“批量生产大师”的完美传奇,却难以复制。
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1日开学,名闻一时的“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与李济等受聘执教,后因王国维自沉、梁启超病逝及其他原因,至1929年停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暂四年中培养了四届74名学生,包括梁实秋、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贺麟、蒋天枢等50多位世所公认的学术文化名流。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在“七七事变”发生、平津相继沦陷后,迁居西南边陲的昆明。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短短八年(1938年5月到1946年5月)里,共培养毕业生3343名,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有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173位两院院士。
在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时代,何以大师辈出?在大师远去之后,人们希望拨开历史天空中的迷雾,寻求其中的奥秘。
还是要感谢时代的赐予,虽说那个时代充满着危机与绝望,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西方文明的冲击,带来了全新文化元素；现代大潮的拍打,促进了全面社会转型。传统偶像与信仰打破了,势必需要价值重建；汉学、宋学被批判了,需要代之以现代学术体系；文言文被弃置一边,需要尝试新的话语表达方式。正是在价值重建、现代学术开创与采用白话文的过程中,成长起一批批学术大师,他们因为得风气之先而在社会文化的重新洗牌中成了时代的骄子。这就不难理解,提起“爱国”、“中华民族”、“经济学”这些现代名词,常是梁启超率先使用；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白话文学史》、《四十自述》等“半部书”,写了粗糙幼稚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居然能爆得大名。
以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的“清末一代”与胡适、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精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就西学视野与现代背景而言,前代的先贤大儒无法望其项背；从国学根底和旧学修养来看,后世学子又可望而不可即。这就容易理解“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了。
传统学术混而不分,而现代学术分科日趋细化。包括梁思成、梁思永在内的“民国一代”,适应治学日趋专门、学科日趋分化的趋势,成了刚刚开创的现代各专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分子。如果说梁启超作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其优势在于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因而能在开创“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清华学派中发挥关键作用,那么,他作为父亲的卓越之处在于因其了解学术分科的趋势,故能引领子女在现代新学科的建立中占了先机。梁思成成为中国建筑史的宗师,完成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在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与其留美期间父亲专门寄来的一部重新出版的宋代书籍《营造法式》有很大关系。梁思永成为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位中国人,可以说是对父亲事业的一种继承,也受益于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李济参加了田野考古实习。
清华国学研究院神话、西南联大奇迹与梁启超家教传奇,三大案例可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名师出高徒”。清华四大导师是毋庸置疑的顶尖国学大师。在筹办国学研究院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向胡适征询,并拟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胡适拒绝了,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自己实在不敢当。西南联大的教师也是大师云集,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中,全部81位院士中,有27人出自西南联大,占了三分之一。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名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的重要性。
再就是在民国学校教育中,教育行政化不算严重。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施了“教授治校”。清华园则流传着“教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校长是条狗”的说法。1928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蒋介石,也盛传于当时的学界。大学不是衙门,教授个性飞扬,方能涵养大师的学识、精神与气象。
还有,民国学术名流有相对优厚的薪酬。民国前期,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职位的收入就是这个数。当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蒋梦麟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胡适在1917年寄给母亲的信中提到“适之薪金已定每月260圆”,10月25日的信中又提到“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梁启超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收入是400元,此外,他还有多项兼职,收入也有稿费等其他渠道。
这不是最重要的。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梁思永曾困于四川李庄,贫病交加；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也极艰苦,但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着大师的成长。正如杨振宁所说:“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出自陈寅恪之口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则是对那个时代大师级学人学术精神的最好提炼。
(本文作者为鲁东大学教授,《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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