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的必要条件一是人,二是设备和物资。但摆在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刘导生和首任总编辑匡亚明面前的是“一穷二白”:既没有钱,也没有人和物。
刘导生和匡亚明接受任务后,进行了简单的分工,匡亚明负责办报,刘导生主持全面工作。那一年刘导生刚刚25岁。全社除了匡亚明办过报外,其他人都是外行,包括社长刘导生,从未接触过办报。于是大家边干边学,先试印两期油印报,名唤《突击》。
从没办过报纸的社长
1935年12月19日,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刘导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那时他入党才几个月,是北大地下党支部书记。1936年7月,刘导生当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秘书长。次年春,受“民先”总部派遣,刘导生到河南巡视救亡工作,因叛徒出卖,在开封被捕,后越狱。
抗战爆发后,经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主席刘清扬介绍,1938年,刘导生来到沂蒙山区。时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孙陶林是刘导生在北大时的同学,他们曾在“一二九运动”中并肩战斗。刘导生的到来让孙陶林感到正逢其时,他高兴地对刘导生说,你去办大众日报吧!因为刘导生是山东解放区“喝墨水”最多的干部之一。
办报的必要条件一是人,二是设备和物资。但摆在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刘导生和首任总编辑匡亚明面前的是“一穷二白”:既没有钱,也没有人和物。
刘导生和匡亚明接受任务后,进行了简单的分工,匡亚明负责办报,刘导生主持全面工作。那一年刘导生刚刚25岁。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大众日报渐渐具备了出报的条件。经孙陶林联络,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亲自动员,沂水当地的进步报纸《青年报》全体加入,并带来了私人所有的重要办报物资——一部收音机、一部油印机、两部电话,甚至还有七支步枪!
刘导生和匡亚明请示山东分局后,把此前设在天马场的印刷厂搬到了距编辑部所在地沂水王庄八里路的云头峪。同时开始组建队伍,一方面《青年报》来了十个人,另一方面山东分局大力支持,给报社配备了电台和通讯人员,并从岸堤干校抽调了十几名青年干部。一时间,大众日报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编辑部、电务室、印刷厂、负责经营和发行的营业部都成立了,共有65人。
全社除了匡亚明办过报外,其他人都是外行,包括社长刘导生,从未接触过办报。于是大家边干边学,先试印两期油印报,名唤《突击》,以配合当时突击发动群众,建立各抗日团体。
1939年1月1日,红色的大众日报创刊号诞生了。
没有恢复党籍的社长
这时一直困扰着刘导生的就是他的党籍问题。当时组织规定,被捕过的党员,须经审查,有可靠证人证明入狱及逃生经过,方能恢复党籍。同时,匡亚明也为类似的问题所困扰。匡亚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多次被捕入狱,先后长达四年,受尽折磨。于是,大众日报创刊时期的特殊景象出现了:社长和总编辑的党籍都“悬”着!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为党兢兢业业地工作。创刊时,他们一起住在村民刘茂菊家里,白天一起操持报社的工作,晚上抵足而眠,共同度过了那个中国新闻史上值得记住的年代。1939年1月1日清晨,当刘导生和匡亚明起床推开房门,随着雪花飘来的是大众日报创刊号的墨香,他俩马上高兴地带着报纸参加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新年团拜会去了。
党籍悬而未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42年。那一年,匡亚明专赴延安,终于找到证明人,解决了4年久悬未决的党籍问题。而刘导生则始终找不到证明人,党籍还在悬着。刘导生当时已调到滨海建国学院当院长,时任滨海区委书记的谷牧同志说,干脆重新入党吧,这样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刘导生重新入党。这个历史悬案直到解放后,最终由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解决。
反扫荡智取“国民党”小队
大众日报创办时期最为艰难的是物资供应,一是没钱,二是有钱也买不到。筹备期,大众日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钱是匡亚明带来的500块银元。当时国民党省政府就驻扎在离王庄几十里地的东良店,出报前,山东分局决定以匡亚明个人名义去拜访省主席沈鸿烈,因匡亚明给他当过高级参议。拜访中匡亚明顺便提出办报在经济上还有一些困难,沈鸿烈就捐了500块大洋。经山东分局同意,报纸还专门登了一个鸣谢启事。
1939年6月,日军开始麦季大“扫荡”,山东分局决定机关单位分散转移。大众日报平时缺少军事训练,更没有战斗经验,被服要带,文件、图书、纸张及油印机更要带,行军成了大搬家。黄昏出发,走了一夜,才到达离王庄不过十几里路的一个山村,这哪像行军!几天后,分局决定,工、青、妇与大众日报社会合,组成沂蒙游击支队,称“沂蒙工作团”,都到大众报社驻地集合,成立了以匡亚明为团长、于寄愚为参谋长、刘导生为政治部长的不足200人的队伍。
工作团与敌人第一次遭遇就被打散了。这时山东分局指示,要工作团立即组成几个工作组各包一个乡,发动群众,组织自卫团。刘导生带领一个6人小组,到距离沂水县城不远的崔家峪开展工作。小组中谁都没有战斗经验,25岁的刘导生最为年长,也只读过毛主席的《论游击战术》,只能靠书里讲的几条原则行事。他们在战斗中摸索着开始工作了。
工作小组召开了50多个村的村长会议,宣传抗日救国必胜的道理,以坚定他们的信心,然后就马上转移了。第二天得知,晚上日军一个中队包围了他们原来的住处,企图把工作小组一网打尽,所幸没有疏忽。一天拂晓,他们在所住的草棚听到枪声,接着有个穿便装的年轻人背着包袱走过。从他经过的路上,刘导生发现了一包日本“仁丹”,这在根据地是见不到的东西。这引起了刘导生的高度警惕,经调查发现这是一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被日军的扫荡吓破了胆,投靠日军又靠抢劫百姓度日。当时,小组其他成员都下村了,只有四个人在场,还有一把小手枪加三支土造步枪。刘导生决定,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商量好对策后,刘导生以八路军游击队负责人的身份,跟国民党排长谈话。看过排长的证件后,确认他们是国民党部属无误,刘导生满口“友军”,要村长烧水摊煎饼,招待大家,架枪吃饭。接着,以了解情况为名一个个地谈话,谈过一个便引导到村部绑起一个,共15个,都配有步枪、子弹和手榴弹,很快都成为我们的俘虏。当晚他们押着俘虏送交山东纵队指挥部处理。除排长予以关押外,经部队教育俘虏们全部自愿参军。反“扫荡”结束后,刘导生调离了大众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