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卢
七十有五的我,不但是大众日报的同龄人,而且是“沂蒙老乡”。但我真正认识这位“老乡”,应是1953年。是年,我转入临沂城随舅父读书,在他老人家的办公室里,我与这位老乡相识了。
通过舅父的介绍,我知道,十二月生人的我,应是“小弟弟”。“大哥哥”也是这样认为的,初次相见,他就把我揽到怀里。他无事不通,无事不讲,世界的、中国的、过去的、眼前的,事事讲得明明白白。从那时起,我就天天听“哥哥”讲故事。有些故事听了怕忘,我就记在本子上。这一听,就是六年,“哥哥”的故事记了满满两大本。这些故事,扩大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认识水平和写作能力。
1962年,我走进农村学校教书。经过“哥哥”多年培养的我,开始把发生在农村的新人新事记下来,寄给“哥哥”。“哥哥”当然高兴,不但鼓励我,还给我寄来一张“聘书”——聘我为大众日报农村版“骨干通讯员”,每月还给我寄来“报道提纲”。提纲简明,但指导具体,有时连“题目”都列出来了:“说说俺村的小钢磨”、“夸夸咱的抽水机”、“民校虽小办大事”……在“哥哥”的指导下,我利用家访深入调查,并把自己认为新鲜的故事写下来寄给“哥哥”。
我与“哥哥”的书信来往,坚持了两年有余,后来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打断了。这一断就是十多年,再与“哥哥”联系,已是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了。多年不通信,“哥哥”还能记得小弟吗?我以“是谁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为题,给“哥哥”寄去一稿,谁知多年不见我信的“哥哥”,依然把我的短文刊登了,我高兴得蹦了起来。
高兴归高兴,但伴随着年龄增长,工作繁忙,岗位变动,自己对农村的调查少了,以往报道类的文字不得不停笔了。但“哥哥”的教诲已默化在心,积习已成,笔是停不住的,于是就“编故事”、写小诗、写“征文”。每年都有多篇见于报端,有些还被网上收存。我把这些短文收集起来,汇成本子,留做纪念。
退休后,一时间寂寞难忍。这时,又是“哥哥”帮助了我。我每天按时下楼迎接“哥哥”,“哥哥”的到来,如同“他乡遇故知”。亲人相逢,激动不已,在“哥哥”的启发下,熟路已断,又不后退的我,学会了“向旁边走”——写点东西。但自知水平太差,不敢寄给“哥哥”,就试探市级小报,结果真的走通了。心中高兴,常以小诗记之。今录一首寄上:“退居小区乐无哀,熟料寂寞能成灾。幸得哥哥常相伴,《大众日报》天天来。”
读三年级的孙女承祺,写了首小诗“我家的床”:“我家一共四张床,爸爸和妈妈一床,我和布娃娃一床。奶奶和按摩捶一床,爷爷和大众报一床。”
听,孩子说得多好。我和大众日报一床,这是我们兄弟亲密的真实写照。我相信,孩子们也会同我一样,爱上大众日报。
我与大众日报相伴大半个世纪,我们亲如兄弟。我的点滴收获,无不是“哥哥”教导的结晶,我忘不了“哥哥”,我离不开“哥哥”。“哥哥”伴我成长,给我知识,教我做人,“哥哥”天天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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