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开明绅商”孟昭斌
2014年02月2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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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祥益保记。(2011年10月摄)
□翟伯成
出身名门望族,生意货真价实
天津谦祥益保记前身原是天津谦祥益布庄,地址在针市街易馨栈内。民国六年(1917年)在估衣街另建门头,为资东孟养轩亲手创建,其开店有个特点,就是先购地皮,自建楼房,优点是不受租房限制,按需而建,为一般商号所不及。建造时,其监工为孟养轩之岳父陈健侯(曾任直隶建造局总办),施工要求质量很严,只要发现质量不过关,不管干到什么程度,均推倒重建。墙高而厚,楼顶有风火墙,邻居失火,可不受殃及。开张后加“保记”二字,其原因是少东孟昭斌乳名“保平”,取“保”字以示纪念。人员250多名,开业资本为30万两银,每年纯利高达10万两之多。
随着生意扩大,又迁至意租界六马路,有两个大院、三层楼房,于1931年在意租界三马路买楼房一处(此楼为袁世凯的会议厅)。后孟昭斌在此完婚,唱堂戏四天,京津名家如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杨小楼等均来助兴,此婚事共花销40余万元。1937年抗战爆发,迨至农历八月,津市逐渐恢复。总经理孟树生与资东商议,在良士里购得地皮2.5亩,由法国人欧阳设计,建起了三层楼房,取名曰:天津谦祥益辰记,因孟养轩得孙乳名“辰”,故纪念之。人员200多名,资本与保记相当。
因谦祥益的楼房高大、光线充足、物资雄厚、色泽新颖、品类繁多、明码标价、货真价实,所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抗战中被日伪以种种理由勒索棉布5000多匹。
思想趋向进步,兴办先进工厂
孟昭斌去天津后,眼界大开,因受时代精神的洗礼,思想趋向进步,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为参加社会活动,学习中外进步书刊,延聘一陈姓老师帮他学英语,同时浏览些进步文艺作品,关心时事政治。
二是废除家馆,主张子女进学校读书。开始其父孟养轩不同意,认为孟氏是圣人之后,祖业不可废,坚持设塾,尊孔读经。最后他终于说通了父亲,使他的儿女跳出了封建书塾的樊笼,进入了学校。在他的10个子女中,据说有5名是大专生。
三是有爱国主义思想。1937年,卢沟桥事变,华北沦陷。面对日寇野蛮统治,他忧国忧民,不顾日伪禁令,冒着生命危险,深夜伏在私藏收音机旁,窃听国民政府时事广播,并随手做记录,自己累了就让伙计代写,这样的记录积了一箱,可惜没保存下来。终有一天,日本宪兵闯到孟家抓人。巧的是孟昭斌当时人在北京,逃过一劫。但其父孟养轩就没那么幸运,被带走吃了不少皮肉之苦,保记也被查抄,损失不小。后来家中动用了很多关系,花了不少钱,才把人救出来。孟养轩对此事的举报人首尾心知肚明,但脱难之后,从未想过要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只是低调将此事了结了。
四是办工厂,实业救国。孟家历来不主张办实业,认为搞工厂投资大、利润小、效益慢。搞商业从甲地买了到乙地卖,资本可大可小,机动灵活,看准行情,投上本钱,一次买卖就可营利累万。他们常说,钱挣钱不费难,人挣钱难上难。孟昭斌在当时提倡国货、振兴实业、拯民救国的口号下,一反祖上的常规,居然办起了工厂。敌伪时期,在天津郭庄子一带成立了“福成公司”,专门生产呢绒,产品多为丝袜时尚之类。因年年亏损,只干了三四年就停了业。抗战后期,在天津六马路(意租界)成立了斌记织布工厂,铁机20部,职工50人,但因管理不善,技术落后,年年赔钱。1949年底,在北京打磨厂长巷头条建了谦祥织布工厂,有铁机12台,职工30多人。这些工厂生产情况虽然不景气,但比起单纯追求利润的经商来,在当时是有所进步的。
热心公益事业,为国捐献飞机
解放后,各商号成立了工会组织,作为资方的孟昭斌父子,花钱用物受到了限制,生活拮据,于是靠变卖家产度日。在辞退身边佣人时说,我不能再剥削你们了,请各位另谋职业,可现在我这个东家又没钱馈送,实在惭愧,你们相中什么就拿点什么吧。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他开始拿5%的定息,仅是保记和辰记两处商店,每年就拿8万元的定息,生活又有了好转,精神为之大振。不久,担任天津市恒源纱厂(现天津市第一毛纺厂)行政科副科长。抗美援朝时期,孟家曾捐资15亿(旧币)购买了一架喷气式飞机,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63年天津发大水时,又捐资10万,上世纪七十年代落实政策后,孟家后人还拿出了一笔款项,用于创办六一保育院。孟昭斌曾出席全国工商业者大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后因身患高血压,回家疗养。
孟昭斌生在富豪之家,为人忠厚,乐善好施,心系家国。他不好声色犬马,唯爱珍玩古董、名家书画,一生所积价值难计。“文革”期间,全被抄出,堆放庭中,付之一炬。他被烧伤,病势加剧,不日便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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