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图书馆史上最有学问、成就最大的馆长——
国学大师王献唐
2014年03月0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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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撰相
王献唐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精通文字、音韵、金石、目录、版本,又通典籍,兼长诗文、书画和印章。著作等身,字逾千万。有专家曾如此评价:王献唐是“山东图书馆历史上最有学问、成就最大的一任馆长,同时也是山东博物馆的创始人,可以说他是现当代图书事业史上的第一人,其人格魅力和巨大成就,影响了现当代图书文献、金石考古、书画艺术等各个领域”。
愤而不问政事
王献唐(1896—1960),日照市东港区大韩家村人。父王廷霖,当地著名中医,酷爱金石。王献唐幼承家教,五岁练习作画,10岁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十一岁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后几经辗转于1916年毕业。当年,在济南《山东日报》任编辑。
1922年12月,青岛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王献唐作为接收青岛代表之一,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帮办秘书。同年9月,任青岛财政局税务股股长。后因“奸人觊位,设计中伤”而离职。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丁惟汾介绍他到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简称中央通讯社)当编辑。一次,报纸披露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新闻,当局怀疑他为泄密者。为此,他不辞而别。在这以前,他都是用王琯的名字,此后改名王献唐,发誓再不干涉政治。1929年8月,应山东省教育厅时任厅长何思源之邀,王献唐到济南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直至济南解放。
潜心研究学问
到图书馆工作,正合王献唐心愿。他在诗中写道:“劫来济上心私喜,柱下守书师老耳。商盘周鼎尽网罗,断碣残碑满眼是。”从此,他立志在图书馆终其一生,那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故宫博物院都曾礼聘,他都谢绝了。
当时的山东省立图书馆经过“五三”惨案,院内弹痕累累,坑坑洼洼。王献唐到任后,将院子进行修整,将破坏的房屋修缮一新。接着,订立馆内章程,经过近半年的紧张修葺、整治,1930年1月1日,山东省立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前,入馆收费,男女不同日阅览。如今可以结伴前来,阅读天数也较从前增加,并全部免费,因而深受读者欢迎,阅读人数较前增加百倍之多。
为丰富馆藏,他到处搜集文物典籍,同国内外学者和有关部门展开了广泛、活跃的学术交流,曾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参与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挖掘与整理。1931年4月,赴掖县查办焚烧大藏经一事,收得掖县海南寺大藏经残卷2275册。1931年6月份,没收日本人收购的潍县高鸿裁旧藏秦汉砖瓦共计527件。从1929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为图书馆搜集到唐人写卷、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校稿本746种35400册,使馆藏量增至218000余册、金石书画文物17000余件。
“七七事变”前后,他兼任齐鲁大学教授,主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其间,他坐拥书城,精力充沛,与国内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黄炎培、刘半农、顾颉刚等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他废寝忘食,日夜工作,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被人们称为“连生命都不顾的书呆子”。 自1929年-1948年,王献唐任山东图书馆馆长20年,这是他生命中最华彩的乐章,尤其从出任馆长到抗战前的九年时间为鼎盛时期。1931年3月,他创办《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是山东省最早的图书馆学刊物,有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及图书馆经营方法等,反映了当时齐鲁文化研究较高的学术水平。他还整理出版了山东先贤遗稿,汇编成丛书《山左先哲遗书》20种,还为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如青铜、古陶、玺印、封泥、货币、汉画石刻等,并分门别类地著书、考证。1934年,又收得滕县出土的三邾彜器,为世人瞩目,1937年据此写出《炎黄氏族文化考》。到这时,山东省立图书馆已是闻名遐迩,成为北方最著名的图书馆,也是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
舍命保护文物古籍
山东聊城“海源阁”因其富藏宋元刻本和名人手抄本,被列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由于兵祸不断,藏书逐渐被变卖散失。尤其自土匪王金发占领聊城后,“海源阁”珍藏更遭空前劫难。王献唐对此心急如焚,大声疾呼。1929年11月,亲赴“海源阁”,将匪徒劫后的藏书进行了检点整理。归来后,写成《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及善后处理》,对土匪的罪行与当局熟视无睹的态度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千方百计将散失到社会上的“海源阁”藏书购回,计2500余种3.2万余册。 1937年,日军逼近济南,王献唐唯恐馆藏图书、善本与文物精品落于敌手或毁于兵灾,便请示当局,将其南迁。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他的呈文上批了两个大字“不理”。其他政府官员逃散,经费无着,他只得求亲告友,还把自己的收藏卖掉,拼凑运费。将家眷送回老家日照,然后将图书文物精品装成31箱,与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和工人李义贵,于1937年10月,先将书转移到曲阜,托奉祀官府保管,10月12日晚,又将其精选5箱,向四川转移。
运往四川的图书文物有古籍善本438种2659册,书画150余轴；金石包括陶器、玉器、铜器、甲骨等734件。他们三人一路上晓行夜宿,历经艰辛,行程7000余里,终于在1938年12月24日将图书文物运至四川,存于乐山大佛寺天后宫。抗战八年,王献唐在岩洞佛寺自任馆长,用自己为山东大学与武汉大学当兼职教授的微薄收入维持保护图书文物的费用开支。
其间,虽生活困苦,但他志守弥坚,书斋署曰“那罗延室”(“那罗延”梵语“坚牢”之意)。在这里,时有敌机轰炸,每遇敌机空袭,大家都避入防空洞,唯独他始终守着这些书籍文物。朋友们劝他暂时躲避,他总是笑着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失去了生命!”他发誓说:“这是山东文献的精华,若有不测,何以面对齐鲁父老,只有同归于尽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毅然辞去了一切职务,1947年10月,返回济南,继续担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任国史馆纂修。1950年12月25日亲自将原山东省立图书馆的书籍文物完整无损地运回济南。
王献唐不顾时局动荡,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在既无政府支持,又无经费援助的情况下,毅然护送如此珍贵的文物并亲自护守九载,其功绩无法估量!因而,有学者对其盛赞曰:“虽百世之下,必将与日月同光,山河并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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