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吕荧先生（上）
2014年04月0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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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荧先生
吕荧先生(1915-1969)于1950年5月由大连来青岛,接替王统照先生(当时即将调任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那时我在大学一年级。王统照先生预先多次向我们介绍:吕荧先生是从台湾奔赴解放区的革命人士,是“新”的文艺批评家、俄苏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我到图书馆去,果然查到了他的好几本论著和译著。我是不爱读论文的,可是翻开他写于抗战期间的长篇论文《人的花朵——艾青田间合论》,却被他那精辟的艺术分析和深刻的理论概括吸引住了。又听说他和夫人由恋爱而结婚,又因感情不合分手；后来偶然在长江轮渡上邂逅,重归于好,不久又分手。如此浪漫的故事主角自然让我好奇,于是天天盼他来。可是欢迎会上,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不佳:面黄肌瘦,一眼看出是个肺病秧子；时已初夏,却穿得相当厚；虽不过三十多岁,却显得暮气沉沉,看不出一点浪漫和潇洒。
想不到他工作起来竟那样精力饱满,担任系主任之外,同时主讲两门课:给一、二年级开文艺学,给三、四年级开俄苏文学史。这两门课当时都无章可循,要现编讲义,够忙活的。另外,他还不断有论文在报刊发表。到任不久,还指导同学们成立了一个“新文学研究会”,以便推动课外的文艺习作和钻研。他讲授的文艺学不但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又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给予评点阐发,启人思考又引人入胜,系内外的听讲者越来越多。
我是文艺学的课代表,又是“新文学研究会”的召集人,和他的接触就逐渐多起来了。现在看来,一位大学教授、系主任在一年多内与某一学生交谈、辅导近百次,确实非比寻常。当时我和同学们都没感到有什么出奇,我并不是特别受宠的一个,他的家门是随时向每一个同学敞开的。向吕老师请教的内容很广泛,他的意见总是明确、坦率的,从不含含糊糊。我请他推荐几本中国的新诗,他说:先读一读艾青、田间吧。他们三四十年代的诗较好,个性突出,后来反而没有个性了。
我问及当前我国较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他想了想,说:冯雪峰、胡风,这两个人有见地,真懂得文学；当然他们的议论也不全正确,读书要注意独立思考。
谈到鲁迅,他总是由衷地赞佩,多次说:鲁迅是常读常新的,应该好好地读一读鲁迅!
他不止一次提到希腊的两则神话,一是大力神安泰的故事,一是魔床的故事。他说:搞创作的人要记住安泰的教训,安泰不能离了土地,作家不能离了生活；创作只能从生活出发,不能从理论出发。搞文艺批评的人要以魔床为戒,千万不能把批评弄成死框框,到处硬套,像魔床那样,把人家按到床上,短了硬拉长,长了就砍短。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中文系请贾霁作报告。我问吕先生:我们学生该怎样参加批判?他说:你们学生只要知道有这回事就行,连电影都没看,怎么参加批判?
他发觉我在政治活动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就提醒我:“要好好抓紧上大学这几年,多学些东西,要有个学习计划。大学生当然要学政治,但大学毕竟不是政治训练班!”那时报纸上正在批判“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听他这样说,我不禁惊奇地瞪大眼睛。他却全不理会,又给我讲了他自己上大学的情况:他原来进的是西南联大历史系,后来对外语和文学更有兴趣,并没有要求转系,觉得搞文学的人还是知识广泛些好。他认真学习历史系的课程之外,就挤时间攻读外语和文学……在他的启发下,我也拟订了一个大体的学习计划,包括系统地阅读俄罗斯文学代表作。
有一天晚上,我准备了一大堆话题去向吕先生请教,见正有一位二三十岁的女士在座。我默默地坐着,希望她快点告辞,谁知她老是不走,我只好简单地问了一两个问题就回去了。过了两天再去,又遇上这位女客人。我默默地等了一会儿,她还是那样“不知趣”,我就按预先准备的话题打开话匣子。吕老师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那位女客人似乎不耐烦了,但直到我告辞时她还不走。事后我向同学们讲了这件事,有个同学捶了我一拳:“你这个小傻瓜,怎么那么没眼色?”原来吕先生早已和夫人分居(尚未办离婚手续),带着两个不到学龄的女孩玲玲(潘怡)和琍琍(潘悦),那位女士是要乘虚而入呢!我听了很觉抱歉,也更为吕先生诲人不倦的态度所感动。
吕先生的宿舍在海滨。他爱海,也爱描写大海的诗文,曾在晚会上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和高尔基的《海燕》。可是,他不常到海边散步,更很少洗海水浴。据他自己说:因为体质太差,怕受风寒。我看主要是因为忙。到他家去,很少见他在看书、写作,通常总是和客人(多数是学生)交谈。我曾问他:“你哪有时间编讲义、写文章呢?”他笑了笑:“夜深人静,头脑分外清醒。”“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习惯了,没什么。早晨还可以睡懒觉嘛,我比你们学生自由。”我劝他少抽烟,他说,“我这红锡包香烟很柔和,不呛,你可以尝尝!”我不会抽烟,有时果真陪他抽一支,就这样无拘无束。
有两件小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由此感到,吕先生也有点“怪”脾气。
他到来不久,听说他家的保姆慌慌张张地到派出所报案:“主人拿刀要砍我!”派出所调查后,一笑置之。之后我到吕荧先生家去时,特别注意观察保姆的动静,没看出一点异样。我悄悄地问保姆怎么回事,她笑了笑:“没事!先生是个好人,那天他是为孩子吃饭的事急了,顺手拿着刀比划……”同学们议论此事,都怀疑吕先生有点“神经质”。不过此后这位保姆一直和主人相处很好。
1950年冬季的一天早晨,狂吼的北风旋卷着片片的雪花漫天飞舞,这是青岛罕见的天气。早饭后,我向教学楼走去,路过幼儿园时,只见一个小孩雪人一样站在园门前发呆。仔细一看,原来是吕先生的大女儿玲玲。问她干吗站在这儿,她说:“来上学。”我看园门锁着,就说:这么大的雪,不用上学了。“不,爸爸叫我来的。爸爸说,好孩子不怕冷,下雪也不旷课。”我找到幼儿园的老师,他说昨天放学时已经通知今天不开园了。我请他写了个因雪放假的证明,才把玲玲送回家去。同学们赞叹吕先生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又觉得他“太认真、太过分”了。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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